1、该罪由公安机关侦查，当然起诉是由检察机关进行，判决当然是由法院作出。

2、拒执罪全称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是指对人民法院已生效的有给付内容的判决、裁定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在有履行能力并且能够履行的情况下，拒不履行，情节严重的行为。

3、在司法实践中，拒执罪的追诉存在该立案，难立案的困惑。主要表现：公安侦查部门对涉案特殊主体的干预有顾虑，不依法作为；不愿承担涉案信访压力与办案经费；立案前，对移送材料的进行“实质”审查，为立案设障，行拖延之实。其内在症结在于理念的偏差与程序价值选择上的移位，法的应然要求和实然结果之间的差距违背司法规律，产生不能容忍的偏离，实为功利思维下的部门保护的结果。

一、现行法律制度当中关于拒执罪的相关缺陷

1、罪名不够严谨

现实生活中，由于法律宣传不到位，很多人存在认识误区，以为只有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和裁定书，情节严重才构成犯罪，对于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书、人民法院的调解书以及支付令、公证债权文书等拒不执行的，构不成犯罪，其实2002年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犯罪对象作了扩大的立法解释，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为依法执行支付令、生效的调解书、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等所作的裁定属于该条规定的裁定。”这一规定虽然解决了理论上的纷争，但是罪名并没有能够予以修改，造成了许多当事人认识上的误区。另外，该罪名也没能反映出犯罪的本质，罪状描述也不够精确。

2、原审当事人疑惑多

最高院《解释》中的第八条规定，“认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人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将案件依法移送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立案查处”。按照此条规定，人民法院在民事、商事、行政、刑事附带民事的审理和执行中，对拒不执行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拒不履行义务的当事人(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构成犯罪的，均应移送公安机关立案查处。案件移送后被国家侦查机关所代替，随之而来的是案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民商、行政、刑事附带民事的案件变为了刑事案件。这种诉讼主体的更替是案件当事人始料不及的，原本是一般的民商、行政、或刑事附带民事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他们的权利义务到此变成了一个相当尴尬的地位，一旦公安机关不予立案或立案后难以查证处理，就会给原审的当事人带来较多的疑惑与茫然。最高院《解释》第八条规定，“……应当将案件依法移送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立案查处”。若是甲地法院审判的案件到乙地执行(或委托乙地法院执行)，执行中乙地被执行人及相关人员基本构成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原案件审判在甲地，违法犯罪事实却在乙地，此案件按规定应该移送到乙地公安机关管辖，乙地的公安机关审查立案后，为了查清案件或财产情况，能否到甲地去侦查？原审案件的当事法院又该以什么身份为侦查机关提供情况，又该由哪个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哪个法院审理判决呢？这都是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实际困难。一个案件从审理到执行，是因为被执行人及相关人员的行为造成的，若在办理“拒执罪”中有侦察机关介入、检察机关的监督权的提前介入，不仅给被执行人及相关人员留下了时间和空间，使其有更多机会设置障碍隐匿转移财产，而且增加了诉讼成本，增大了执行难度。最终有可能损害申请执行人的权益。

3、法定刑过轻

《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罚金”。本条明确了在刑事处罚中，法定刑为两种(自由刑、财产刑)。从司法实践分析，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刑期太低。在刑事审判中，罪刑相当是刑事处罚的基本原则，也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体现。现实中，有人偷了1000元被判刑，有人欠了20000元多年不执行判决而逍遥法外，这就让人对法律产生了怀疑。实践中，在此类犯罪处罚的立法设置上，没有分别案情，统归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处罚，也有显失公平之处。如不划分诉讼标的大小，就有可能造成同案不同标的同判的现象；二是罚金不明。财产刑的适用，目的是犯罪人受到财产上的应得处罚，但《刑法》中也只是笼统作了处罚规定，既没有参照原诉讼标的给予罚金，也没有按照犯罪人的犯罪情节给予相应的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