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突破工资集体协商这个大本营的关键还是从高层到基层的坚定决心一位基层工会主席向《新闻》周刊记者描述了自己的感受他一直是有最终决定权的领工资的人。现在工会提议代表工人参加联合决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和“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已不再是新词。特别是今年春季两会，在社会各界提出的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改善民生、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建议中，4月27日“工资集体协商”的频率远远超过以往

，胡涛在201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指出，要不断提高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的劳动报酬。这被视为尽快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要求

表面上，共识正在迅速凝聚。但是，只有基层工会在实际工作中才能真正认识到，这项实施了18年的制度要真正建立起来并取得成效有多难

这不仅是因为劳资力量悬殊，但也涉及到立法、实施、组织体制等方面的缺失和改革。接受《了望》新闻周刊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都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即目前最重要的是决心，决心从上到下贯穿始终，根据本报记者的基层调研，这三类企业最难谈，目前的工资集体协商是三类企业中最难推进的，包括大型跨国外企、中央企业地方分公司、，而中小企业方面，天津市总工会民主管理部主任辛×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大型跨国外资企业坐在工资谈判桌前，确实很难。”他们认为自己有中国先进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和薪酬增长制度，员工工资待遇很高，远远高于社会平均工资。没有必要再和工会谈了。”

但事实上，即使外国企业的工资更高，工会也有必要参与联合决策。天津一汽丰田发动机有限公司工会主席郑启河说：“因为如果工资总是由管理层来支付，就会在行业内的企业中形成工资难涨的‘默契’，从长远来看不利于员工。”。，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据中华全国总工会（以下简称中华全国总工会）统计，开展工资协商的企业职工工资水平比未开展集体协商的企业职工工资水平高出10%-15%

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央企工资协商不畅，显得尤为意外，大型央企在财险方面尤其难以应对。据本报记者了解，目前四大国有银行在天津的分行均未进行工资协商，企业给出的理由是公司法人不在当地，分行或支行的行政方只是受托法人，不能形成合法的谈判机构。同时，由于总公司的工资限制和严格的薪酬制度，分公司缺乏工资协商的自主权，“这就要求中央企业总公司先进行集体协商，并赋予分公司相应的协商权，其实问题不大，”辛×明说，这主要取决于央企在今年春季两会上的“意愿”，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大会副主席、全国政协秘书处书记张×齐，与企业界代表就国有企业是否有必要开展集体协商进行了辩论。一些企业管理者认为，国企已经代表了职工的利益，没有必要协商工资。这反映了不少国企老总的内心想法：“看似合理，实则荒谬！”中国劳动关系研究院工会部徐*军教授说：“在利益相关者明晰的背景下，国企高管已经成为控制企业内部收入分配机制的特殊群体。近年来，国有企业内部收入由管理层单方面决定，自利倾向明显，差距过大，已成为分配领域的一大问题。只有在他们内部开展集体协商，才能改变基层职工的弱势地位。”p>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由于资本控制力强、数量多、分布广、企业制度不规范，也是工资协商的主要难点。这些企业暴露出的最突出的问题是工会主席在职业、收入、待遇等方面依附于企业。工资谈判不是“集体谈判”，更多的是“集体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