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北京市机动车保险保费收入约23亿元，占北京市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70%以上。机动车保险是公众了解保险作用、体验保险服务、增强保险意识的窗口业务。为促进机动车保险快速健康发展，结合北京市保险市场的实际，笔者认为需要在几个方面进行改革和创新。

北京有160万辆机动车，其中只有60万辆参保，近100万辆未参保。据调查，北京市政府每年仅用于处理机动车逃逸案件造成的财产损失和人身伤害的支出就超过6000万元。办理无机动车保险肇事案件所花费的财力、物力和人力都无法统计，最大的问题是政府职能部门和公众受害人没有纳入机动车事故处理过程，相反的立场很容易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之一。目前，各国政府的通行做法是通过国家立法实施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并通过法律手段强制执行，以保护机动车逃逸事故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减少政府和社会的法律责任。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是世界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险界通行的做法。各国的实践证明，实施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是政府保护公众合法权益的最佳选择。在实践中，政府是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立法者，保险公司和公民成为处理机动车保险事故的双方当事人。

国家通过立法规定，车主在使用车辆过程中发生事故，造成财产损失和人身伤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赔偿责任仅限于保护受害人的基本权益，因此有赔偿的限度。根据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法律规定，车主必须依法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这也是车主必须履行的法律义务。同时，车主可以自愿投保超出法定限额的赔偿责任。商业保险公司是这一强制保险的主要市场主体，按照商业保险的运行机制运作。国家对经营亏损不承担责任。但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1。立法与执法的载体。我国的机动车管理由多个政府部门管理。机动车保险管理还涉及政府立法机关、保险监督管理部门、交通管理部门、保险公司等单位的实际操作。因此，有管理职能，就有审批权，有管理权，就有实际利益。如果一方统一管理，就会影响到其他各方的利益。谁都想掌握制定权，施加影响，这或许是《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法》不能出台的根本原因。二是协调各方关系和利益。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涉及利益关系的方方面面，如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经营者能否获利；国家财政考虑行政机关车险保费大幅上涨对财政造成的压力保险监管部门考虑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保费能否合理，交通管理部门应考虑执法成本等。在中国，公众的法律意识很差。广大车主能否自觉依法投保，是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能否成功的关键。如果强制保险监管不到位，就会失去法律的权威。

4。社会和公众的承受能力。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费率需要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予以公布。如何计算、科学判断和反馈信息是关键。高费率增加了政府和居民的负担，低费率增加了保险公司的损失。作为一个企业，保险公司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有利可图时，保险公司争抢业务，导致保险供给过剩；无利时，保险公司拒绝承保，导致保险供给萎缩。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增加机动车保险经营主体的数量，打破机动车保险的垄断局面，实行适度竞争；二是必须有相应的法律规定加以限制。

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立法应在各个方面与国际接轨，如引入“无过错责任”或“绝对责任”的法律概念，避免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确定逃逸案件的处理原则等成本分担、选择政府部门定制和管理保险费率、明确执法部门的职责和任务等。因此，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立法不仅仅是简单地引进一部外国保险法，它将从根本上改变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法律地位，增强公众的保险意识和法律意识，对扩大国内责任保险市场将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将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现行保险制度的创新弥补了中国保险法律法规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