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3月24日一早，深圳36岁的IT男张斌被发现猝死在公司租住的酒店马桶上。当日凌晨1点，他还发出了最后一封工作邮件。张斌是清华计算机硕士，生前在一家公司负责一个项目的软件开发。据其妻子说，张斌经常加班到凌晨，有时甚至到早上五六点钟，第二天上午又接着照常上班，他为了这个项目把自己活活累死了。

猝死于公司租住的酒店马桶上，死亡的当天凌晨还发出一封工作邮件清明节前所发生的这一幕，刺痛的恐怕不只是死者的家人。在当前这个快速运转的社会，这样一场猝不及防的死亡，想必会触动不少人心中那根敏感的神经。如果从相关统计数据看，过劳死现象或许比我们不时在新闻中看见的极端案例要普遍得多。早在2012年，就有调查显示，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过劳死大国，巨大的工作压力导致我国每年过劳死亡的人数达60万人。而有关医学调查也表明，我国的亚健康人群比例高达70%。

面对发生在身边的过劳死，旁观者第一时间或许会下意识地反思自己的工作、生活方式，但从一个长远的角度来看，包括所有的死者在内，其实绝大部分人都面临不得不处于那样一种潜在危险的困境之中。事实上，过劳死一词源自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它原本就不是一种临床医学上的概念，而是属于社会学范畴。

具体到我们的社会背景下，经济的发展在带来物质繁荣的同时，也直接将所有人导入一种前所未有的竞争状态。尤其是在任劳任怨勤劳致富等传统观念影响下，因竞争而忽视身体的隐疾，更成为一种不自知的常态。譬如张斌猝死之前，长期连续加班，但直到临死都未引起任何警惕。也正因如此，当我们谈论过劳死时，其实很少着眼于公共层面，而往往更多是止步于个人生活习性的反思上。个体之变当然非常必要，但离开特定的社会背景来谈论如何避免过劳死，在很多时候或只能是徒有身不由己之叹。

有必要提醒的是，尤其在经济增长放缓与行业大转型的当下，社会与行业的变迁传导到个体身上，将引发更大的过劳压力和精神上的焦虑。因此，呼吁强化对于过劳死的公共干预，已经刻不容缓。

不可否认，过劳死的出现有着很强的社会原因，包括社会的劳动文化、收入水平、社会保障等，可以说是诸多发展问题在人身上的化学反应。因此，要缓解与避免过劳死，很难通过某种措施达到立竿见影之效。但是，作为一种已经看得见的威胁，在公共层面重视过劳死现象，却必须加速。至少在相关法律中，应该对之予以明确定义，进行责任的细分，一是提请关切，二是确保死亡权益的保障。

在一个转型期社会，每个人都可能离过劳死只有一步之遥。纪伯伦说，希望是半个生命，淡漠是半个死亡。对应到过劳死上，公共层面的改进应该让人看到缓解的希望与公共的温情，而淡漠则无疑将让每一个人都无限逼近下一个过劳死。不能对普遍性的死亡危机无动于衷，这应该是一个人本社会所必须兑现的公共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