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新政颁布实施后，PE(私募股权投资)成为一大批信托公司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虽然PE业务的开展在信托公司中尚未广泛展开，但一些信托公司已经开始进行尝试，并推出了相应的产品。从政策取向的角度看，虽然到目前监管层并没有在这一方面明确政策指引，但这一业务显然也得到了监管层的认可。

有意思的是，当PE这一“泊来品”在我国日渐红火，信托公司对PE跃跃欲试的时候，PE的创始者、我们学习的榜样却出了问题。6月24日，国际PE的标志型企业美国黑石集团受到美国国会的阻击。黑石上市后，美国国会开始审议一项针对PE的法案，法案如获通过，这类公司所得税税率可能将从现行适用于合伙人制企业的15%上升为适用于法人制企业的35%。对PE以高税率使得黑石股价一路走低；在全球各个国家，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PE被视为“入侵者”而受到民族主义者的声讨，这使得PE的收购之路更加艰难。更重要的是，在PE的创造地美国，PE创造价值的逻辑受到了深刻的质疑，在很多学者看来，PE只是富人的掘金游戏，只不过是利用流动性过剩以价值创造的名义进行价格投机。

更有意思的是，当各种PE的研讨、论坛不断，民间对PE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甚至官方也开始关注这一领域时，国内也开始接受了美国人对于PE的负面看法。前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就明确表示了他的观点：“PE的繁荣很可能是一个泡沫”、“PE泡沫可能正处在破裂边缘。”正当国内信托公司和监管机构准备将PE作为信托公司长线发展的产品和领域时，这样的观点却从PE的存在价值这一宏观基础和信托公司从事PE业务的微观可行性进行了颠覆性的全方位否定，而这种否定所带来的结果将是：其如果被管理层面认可，则信托公司从事PE业务将面临政策的限制。PE，究竟是信托公司的“白日梦”还是有可能实现梦想？

对于美国，也许PE真的就是一个毫无价值的“富人掘金工具”。但中国的环境毕竟与美国不同，而价值也就产生于不同的环境中。()

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流动性过剩造就了宽裕的投融资环境。但宽余的投融资环境与狭窄的投资渠道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于是才形成了银行高储蓄率问题，形成了中国股市的股票指数两年多的时间从1千多点狂飙至如今的5千多点的世界奇观。PE的出现，至少为急需流动的资金多出了一个与企业对接的通道，分散了银行和证券市场的资金压力。

在中国，因为产业基金、风险投资发展的欠缺，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一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虽然中小企业、人大代表关于“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呼声不断，政府三令五申强化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但问题始终无法解决。问题的根源就在于：银行不是产业基金，更不是风险投资，资金的安全性是银行首要关注的问题。因此不去发展产业基金和风险投资却一味将发展产业基金和风险投资的服务领域强加给银行，显然与银行的行业属性不符，效果也一定不会好。PE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我国发展产业基金和风险投资的空白。

在经济增长方式正处于转变过程的中国，从经济结构调整，到实现产业升级，再到国企改制，我们需要观念的更新，需要体制、机制的创新。而PE也并不仅仅是一场资本的游戏，而是“资本+智慧”的游戏。对于企业，PE对企业管理的加入，他们对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关注、先进体制机制的引入以及对企业资源的高效率整合，无疑会为我们急需更新、创新的诸多方面提供了一条捷径。

这些都是简单得可以脱口而出的PE在中国存在的价值。而在中国的市场环境上，中国特有的传统行业的高成长性有着发达国家难以比肩的投资价值；股权分置改革消除了与国际资本市场的巨大差异，创业板正在酝酿，直接疏通了PE在A股市场的退出渠道；管理部门关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合伙企业法等为PE进一步打开了空间。虽然PE的价值创造是有争论的，但不直接创造价值的并非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所有的金融企业似乎都应该关闭了。就像金融企业存在的价值在于它使资金得到了有效的利用和配置，PE存在的价值在于：它不仅提高了社会闲散资金的使用效率，实现了资金的合理配置，更在于它为企业注入资金的同时还注入了体制、机制和理念，提高了企业的运行效率。

有专家认为，PE未来的突破在于更深层次的投融资体制变革，相比于外资，本土PE的发展更急迫地需要专业投资银行家和并购企业家群体的崛起。而这些，也正是信托公司在开拓PE业务时应该着重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对于信托公司，PE不是“白日梦”，而是“照进现实的梦”。值得信托公司注意的是：有人认为，PE是“明星的游戏”，原因在于这种高智商的游戏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玩的，只有黑石创始人施瓦茨曼那样的“投融资明星”才能玩好。这种比喻也为准备开展PE业务的信托公司提了个醒：PE是高智商的游戏，玩好它必须拥有高智商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