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矿生是文强的律师。但是，如果不是读了最新一期的《南方人物周刊》中的一篇《给文强当律师》的文章，我对他的认识也仅限于此。不过，现在我倒觉得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刑辩律师生存之艰难，和特有的中国式律师智慧。

许多律师从来没有接过一起刑事案件，这倒不是他们不擅长刑事案件或者刑辩收费太低，而是在于，在中国，刑辩律师的风险太高。

刑辩律师面临的第一个风险是舆论风险，依法治国提出十多年了，但国人并不接受为贪官和黑社会辩护的正当性。杨矿生在接受文强委托后，某网站统计结果表明，网民对他批评、谩骂的超过九成;其次是执业风险，刑辩律师动不动就可能惹上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辩护没有成功自己先进了牢房，就有前车之鉴。而曾经在最高检呆过十年以上，能在文强案辩护中全身而退，并小有斩获——成功地减少了几百万元的数额，自有其中国式智慧。

首先是极度的自我克制。比如杨矿生在会见文强时，从不自己主动先提及案情，而是由文强自己讲，让他逐一讲完;对于文强称侦查笔录上有些内容不真实的情况，他就与文强商量，是等到法庭上说还是尽早汇报给检察官，让检察官来提讯。而且，他争取让文强跟检察官讲，让检察官对这些问题进行重点审查，以避免惹上教唆翻供的嫌疑。

其次，是对办案机关和办案人员特别尊重。比如关于阅卷的问题，他是每天一大早就去检察院门口，等公诉人上班，跟她一起进去，尽量配合办案机关的整体安排。与办案人员也不计较一些细枝末节，律师对于办案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内部协商，不要捅至社会上去，不要发表有损办案机关和办案人员形象的言论。还有一个，他是特别注意不在媒体上发表言论，许多媒体在办案过程中提出要采访，都被他谢绝。

最后一点则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风险，甚至放弃了一些权利的行使。比如调查取证，律师在庭审前对证人的调查取证特别是对控方证人的调查取证，一旦证人改变了原先的证言，律师很容易就惹上教唆的嫌疑。杨矿生的办法是，不在庭审对证人进行取证，如果认为有必要的，则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法庭上毕竟是不可能出现引诱、教唆作伪证的场合。再比如，对于文强的关押地点，文强的亲属不知道，但他们本来有权知道。作为律师的杨矿生没有将关押地点告诉文强的亲属，而只是向检察机关反映，要求把关押地点告诉家人。

所有的杨矿生这些谨小慎微的做法，在法治国家看来，完全没有必要，然而，这些在我们这里，却是律师的生存智慧，你要做刑辩律师，少了这些智慧恐怕是不行的。在提倡依法治国的今天，我不知道拥有这些智慧是律师的荣耀还是悲哀?还是用杨矿生的话作结尾吧——很多人有一个误解，认为法律和政治无关，其实并非如此。法律就社会而言是全社会的行为规范，但对执政者来说，它还是管理国家的工具和手段，这样当然就具备了政治性，特别是对重大敏感案件的处理，政治性体现得更强，这是一种客观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