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1979年和1997年近20年的时空跨度中颁布了两部刑法典，其中79刑法作出了有限防卫的规定，97刑法则规定有限防卫和无限防卫两种权利并存，孰优孰劣，学界和实务界都已作了热烈讨论。但至今为止，这种讨论，尚很少涉及立法主旨-罪与非罪的视角把握上，即判断某防卫行为是正当还是过当所赖于支撑的依据问题。

这无疑是研究上的缺陷。

两部刑法典的有关正当防卫制度规定都存在相对不完善的弊端。

79刑法第十七条采用二款表述的立法模式只规定了有限防卫权，未免过于抽象，不易操作，理解上的随意性也较大，以致造成部分公民行使了正当防卫权利而被错究的情况；而97刑法第二十条则采用了三款表述的方法规定了有限防卫和无限防卫两种权利并存，虽可避免了79刑法的上述弊端，但却难于克服正当防卫权利往往被滥用、导致不法侵害人基本人权难于保障、动摇罪刑法定原则实行的新弊端。为什么存在两个弊端呢？笔者认为问题的症结是：

（一）立法信息的局限性。立法者总要受到时空条件的信息局限，无法对过去已发生的事情都能知晓，也无法对现在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进行穷尽地掌握，更无法对未来预测，对所有的发展状况先觉先知。

因此，立法上的相对不完善是在所难免的。我国79刑法是根据当时中国刚刚经历文革后的治安问题作出的有限防卫规定，实施若干年后，又发现新的问题：治安没有根本好转，好人怕坏人现象还存在，不少公民怕行使正当防卫权利被错究，该出手时不出手，同违法犯罪作斗争的人极少；因而严重的刑事犯罪愈加猖獗，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十分不利。这种新问题引起了立法者对有限防卫制度的反思，着手研究新的立法，将无限防卫的设置明确规定在97刑法中，旨在加大对犯罪分子的高压态势。

（二）法律表征的局限性。法律是以语言作为载体的行为规范，而语言仍是无限客体世界之上的有限的符号世界。由于语词的有限性，常常不得不使诸多客体由一个词语来表征，这就使语言具有极大的歧义性。此外，对于许多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精细的客体运动过程，语言只能保持沉默。在许多情况下，立法者只得求助于模糊语言的手段来表达只可意会的立法意图，这便造成了法律的模糊性。法律的模糊性给法律本身造成的局限，使人们对法律条文的理解往往相去甚远，79刑法施行期间为什么出现一些公民行使正当防卫权利被错究的情况，原因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