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进一步扩大消费者安全权的保护范围，即一切对消费者生命、身心健康、人格尊严和财产利益有现实或潜在危害的产品或服务消费者都有权获得法律救济。

第二，进一步明确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和严格经营者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时代带来的补充性制度它的社会功能在于维护社会正义保护弱势群体。因而，它具有较强的政策性和技术性。以此作为逻辑起点，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和责任的改造应该集中在保持对政策性充分重视的同时强化其技术性和可操作性上面。首先通过广泛建立国家标准的方式来明确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标准。其次进一步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明确侵犯消费者安全保障权的归责原则和救济方式，即规定消费者安全权纠纷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同时规定完善的救济途径和合理的赔偿标准。

第三，完善消费者安全权争议解决机制。按照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消费者权益纠纷发生后只能由消费者各个人行使诉权缺乏团体诉讼制度和公益诉讼制度。我国消费者协会在消费者维权方面的地位日益重要但因为没有诉权其消费维权的作用大大减弱导致消费者维权成本增加维权机会减少。此外我国出现的王海、葛锐等人为了公益目的而进行的诉讼由于必须个人承担为诉讼而付出的时间、精力等成本迫于生计他们近年来已很少再进行公益诉讼了。这无疑对维护包括安全权在内的各项消费者权益是重大损失。因此我国应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消费者协会等组织享有团体诉权的团体诉讼制度和公益诉讼制度。

第四，提高对经营者消费侵权的处罚数额。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适用惩罚性赔偿赔偿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和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这一规定不尽合理。根据外的经验、惩罚性赔偿的计算标准为个案的实际损害乘以行为的责任机率的倒数。而我国这一制度是在任何情况下的一倍明显不利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该法第五十条规定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的处以1万元以下的罚款这一规定的罚款数额偏低，从而致使经营者违法成本过低。难怪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主持人在4月21日对保罗国际天价头事件报道时感言:违法成本太低。国外的处罚则普遍较高，如全球最大的烟草公司菲利浦·莫里斯公司因未向烟民告知吸烟有害健康的真相，导致一个有30年使用该公司香烟的老烟民患上了肺癌，被推上被告席，被洛杉矶高等法院判以280亿美元的巨额罚金。建议修改第50条大幅度提高经营者消费侵权的罚款数额增加经营者违法成本，土曾强法律的威慑力。

知识延伸：安全权如何正当行使

在消费者主权的时代，消费者在强调自己权利的同时，也应珍视他人的权利，在要求经营者诚信经营的同时，自己也应做到诚实、宽容，正当行使权利。

(一)了解消费者享有的法定权利，建立正当权利意识

首先，任何权利都是在一定范围内行使的权利，因此需要正确解读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了解消费者享有哪些法定权力，这是正当行使权利的前提。

其次，消费者要建立正当的权利意识。这需要立法机关在制定、修改法律法规的过程中，以及有关机关和工作人员在执法、司法和法制宣传的工作中要强调消费者要建立正当权利意识。

(二)正当行使食品安全权

亚里士多德提出法治的第一层含义是己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因此消费者遵守法律，正当行使权利是法治国家基本的表现形式之一。其实绝大多数消费者都会意识到滥用权利是不道德的或不合法的，但仍然有一些人会滥用权利。消费者请求赔偿的数额过高，漫天要价、索赔无度甚至恶意敲诈，这恐怕就是利益使然，即通过滥用权利，可以使自己所认为的受损利益得到赔偿或者可能得到自己受损利益之外的更大的利益。因此要将消费者自身的利益选择机制充分转化为完备的法律机制，对于司法机关来说，应考虑如何降低维权成本、减化程序，并探索一套能使消费者通过正当途径解决纠纷的更方便、更省力的维权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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