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管辖法院的选择

要起诉医院，首先就要确定到哪个法院起诉，也就是法院管辖问题。一般来说，医疗纠纷诉讼都在区、县层级的基层法院，除非把诉讼标的刻意提高到上千万，才可能到中级法院立案，但这样做得不偿失，因为法院非但判不了这么多，当事人还要搭上不菲的诉讼费。

一般来说，医疗纠纷诉讼多归医疗机构所在地法院管辖，这是法定管辖，当事人无法选择，而当地法院与医疗机构的关系是大部分患方当事人所忌惮的。

但是，历经多家医疗机构诊治，特别是跨省市的，选择法院管辖就需要讲究。夸张一点说，有时法院管辖的选择就决定了案件的胜败。。

二、案由的选择

由于对鉴定的态度以及法律适用的有所不同，医疗纠纷还存在案由的选择问题，但各地法院对此有不同的处理。

在上海，不管选择什么案由，医疗纠纷一般都必须由医学会鉴定，且都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在上海以外的其他地方，比如北京，既可以选择医疗事故也可以选择医疗过错作为案由。

事实上，医疗纠纷涵义并不明确，案由选择还是有文章可做的，有时还能决定案件的胜负。

三、争取避开医疗鉴定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实践中在患者心目中往往欠缺公信力和权威性，提起医疗诉讼后，患者方一般都反对由医学会进行医疗鉴定。

在实行医疗纠纷双轨制的地方，绕开医学会鉴定问题不大，但在规定医疗纠纷一律进行医学会鉴定的地方(比如上海)，医疗鉴定似乎避无可避。但深究起来其实还是有空子可钻，这就是挑病历的毛病。

因为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如果医院的病历不真实，医学会不得进行鉴定。根据举证规则，医疗侵权纠纷，医院负有举证责任。医学会不鉴定，意味着被告举证不能，被告就要承担民事责任。

接到医疗纠纷案子，一般原告前期的证据保全工作已经完成，该复印的已经复印，该封存的已经封存，接下案子要做的工作，就是从病历上看能否找到让法官、医学会接受不能进行鉴定这一观点的蛛丝马迹。这样的工作有一定难度，不是说找到病历涂改、签名不一致这样的证据，法官、医学会就一定会不鉴定，因为还牵涉到是否“实质性修改”的问题。笔者就曾遇到经过司法鉴定说病历做了修改的案子，医学会照样鉴定。

作为代理人，律师的工作是要把病历不真实与争议焦点相结合，说明病历不真实很可能影响到鉴定的进行。

如果在管辖法院、案由和医学会鉴定方面都无法“另辟蹊径”，那就只能围绕医学会的医疗鉴定寻找突破口。

四、仔细阅读病历资料

病历资料毫无疑问是医疗诉讼中的证据之王，能够找出病历资料的不真实处从而阻断医方的举证之路，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上策，但这种机会不是每起医疗纠纷案件都可以遇到的。

没有这样的机会怎么办?只有老老实实地仔细阅读病历资料，找出医方的漏洞，从而有针对性地查找权威医学文献资料，准备医疗鉴定陈述材料。

五、悉心选择文献资料

以前有报道说一老农钻研医学书籍终于打赢医疗官司，事实上很多医疗官司的患方当事人都有查阅医学资料的经历。医疗文献资料在打医疗官司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不是说每个没有医学背景的人都能用医学研究资料作为证据的。

即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阅读了一定量的医学文献资料，但是资料上的说法可能莫衷一是，甄别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医疗官司需要具有医学背景的律师的原因之一。

六、注重鉴定程序权利

很多患方不信任医学会的鉴定，从心理上排斥这一程序。其实，对医学会鉴定的程序性权利患方要予以高度重视。

此外，鉴定程序中还有申请鉴定专家回避权、鉴定时陈述权等，均应认真对待。

七、从不利鉴定找漏洞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对患者方不利的可能性很大。一旦不利的鉴定结论出来，如果能够争取司法鉴定的话当然更好。如果没有可能重新进行法医鉴定，也不要完全认为一点希望也没有，要尽量从不利的鉴定中找出漏洞。

常见的方法是，利用法官与鉴定专家对过失与因果关系的认知不同，从鉴定分析意见中寻找突破口。在医学会鉴定初期，鉴定分析意见中经常有医方“不足”、“缺陷”等用语，法官就是把这些用语转换成法律上的过失。这一招被鉴定专家识破后，医学会鉴定分析意见就很少露出“狐狸的尾巴”，很少有“但书”的情形出现。这样需要从鉴定报告的鉴定分析意见，以及前面的“诊治概要”的字里行间找出鉴定的破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