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刑法中，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亦有两种：刑罚与非刑罚方法。其中，刑罚是承担刑事责任的最为主要的方法，但并非唯一方法。

在刑罚之外，我国刑法第37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通常认为，这一条文确立了所谓的非刑罚方法，作为实现刑事责任的补充性方式。

这里的非刑罚方法，与西方意义上的保安处分存在着较大区别：

其一，适用前提上的区别。保安处分是基于行为人的违法行为而施处。虽然通常来看，此种行为必须构成犯罪，但是，不可一概而论。有些国家规定，犯罪行为之外的违法行为亦可适用保安处分。如德国刑法第63条、第64条规定，适用收容于精神疗养院与收容于强制禁戒机构的保安处分的，只要求是特定的人或因为特定的原因实施了违法行为。（10）而我国的非刑罚方法，其适用的前提是行为必须构成犯罪。

其二，适用对象上的区别。保安处分通常是基于行为人的危险性格而科处，或者由于行为人缺乏责任能力而科处。因此，它主要适用于常习犯、常业犯、酗酒犯、毒品犯、流浪犯、有重大危险性的传染病患者、具有危险的生理缺陷或性格异常者、无刑罚适应能力的无责任能力者等。而非刑罚方法没有适用对象上的特定限制。

其三，措施类型上的区别。与上述适用对象的区别相联系，保安处分的措施通常包括：强制性精神病治疗、强制性禁戒、社会矫治、行为管束与监督、禁止特定执业等。而非刑罚方法则包含：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行政处分等。保安处分的措施中，既有剥夺人身自由的措施，也有不剥夺但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而非刑罚方法则不包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

这主要是因为，保安处分以保卫社会、预防犯罪为诉求，且针对有危险性格的行为人而施加，因而适当地限制、剥夺人身自由乃不可避免，而非刑罚方法则不存在此种目标与对象上的特别限定。基于上述几点区别，中国语境下的非刑罚方法与保安处分绝不能等而视之。如果说，非刑罚方法在正式制度安排上尚有一席之地，那么，保安处分则还未真正进入立法者的视野，急需引入和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