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薪、加薪。近几个月来，主动或被动上调工人工资性收入已成为许多政府和企业的选择。今年2月起，江苏带头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上海和浙江在4月也调高最低工资标准，其中上海上涨约16.6%，浙江约15%。紧接着，广东一次性把最低工资标准提升逾20%，创历年之最。除了政府，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生产型企业也同样面对涨薪压力。近来屡见报端的富士康科技集团前日宣布，自今年10月1日在深圳地区工厂为考核合格的作业员及线组长加薪66%，而在今年6月1日该集团已经宣布为他们加薪30%。各种迹象都表明，一轮大规模加薪周期已经来到。

本轮加薪可以看作是对2009年工资性收入停滞不前的补偿，然而从更长时段来看，我国的工薪在较低水平已经维持了很长时间，这是长期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结果，但并不是一个可持续的模式。这些年屡屡出现局部性用工荒，以及今年5月以来多处工人要求加薪的现象，都在警告用工企业，中国的劳动力不可能再廉价下去。这种压力已经由底层开始向上传递，并引起了决策者的高度关注。

从我国经济转型的宏观面来看，提高工资水平也是必然选择。要改变目前出口主导、资源消耗型经济，转向内需主导、绿色环保型经济，就必须实现产业升级，转向服务业和创新型产业。劳动力伴随着产业升级，其劳动报酬也必然水涨船高。同时为了促进国内消费，提高居民收入又是当务之急，只有内需迅速增长才能弥补日益萎缩的外贸缺口，减少产业升级过程中的阵痛。

对一些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提高工资可能会增加负担，但从长远看，工资标准提高后，能吸引更多外来务工者，给企业提供相对丰富的人力资源，同时也倒逼企业通过革新技术、改进工艺、创新管理，实现转型升级。对于那些倚重于劳动密集产业的地方政府来说，这一原理也同样适用。

然而对于大多数打工者来说，获得加薪并不那么容易，因为缺乏一个公平用工环境和集体支援制度。在大多数情况下，员工与企业之间的谈判地位是不相等的。诸如歧视怀孕女员工、拖欠工资等等明显违法的用工行为屡见不鲜。即使是合法用工，也存在很多不公平现象。如各地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只是一个法律允许的最低值，但往往成为一些企业的标准工资，而一个企业的工资又往往代表了一个地区的工资水平，员工对此类做法往往除了辞职回老家别无良策。这也是造成地区性民工荒的因素之一。为此，在今年有望出台的《工资条例》将重点关注工资集体协商机制，为企业加薪找到一个科学有效的模式，减少围绕加薪引起的内耗。不过，决定工薪水平的基础还是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即使没有最低工资标准和工资协商机制，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时代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