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们也应该考虑家庭的因素，毕竟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是家庭的基础。如果当事人因婚姻家庭中债务纠纷不能得到及时、合法和妥善的解决，其后国可能会使婚姻的破裂，家庭的解体，增加社会的不稳定性因素。因此应对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作出充分的判断和周全的考虑，在夫妻共同利益、夫妻个人利益及债权人利益这三者间寻求利益的平衡点。

那么联系实际情况，夫妻一方在因为生活短暂时间金钱不足，往往会向朋友等借款，但一般数额较小（在日常生活范围内），都不会与配偶商量，甚至有时不希望其知道。那么，我认为此时的举证义务是举债人没有错。但是，债权人保护应当限定在一定的合理范围内。在夫妻一方对外举债数额较大时，债权人此时应尽一定的审慎义务，毕竟数额较大，一般都会了解清楚借款的用途，是否征询过夫妻另一方的意见等，这样才符合情理。

票据签章与票据立法理念

为了保证和推动票据经济功能的实现，票据法应运而生。票据法从商事交易习惯出发，在总结商务经验的基础上专门设计出一系列的票据规则。与伦理性规则严格反映善恶是非不同的是，票据规则侧重于规定如何实施票据行为，怎样行使、保全、保护票据权利；这样的程式性规范必须由人们知晓熟悉后才能理解运用，因此具有技术性的特点，属于技术性规范。（叶东文：《票据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票据立法大多由技术性规则构成，不仅是商法的要求，而且有深层次的原因。票据立法围绕票据展开，为票据的存续发展服务。为了能使票据发挥经济上的效用，票据法抛开传统交易对个人本位的崇尚，将保护重点转移到社会利益上，强调对第三人信赖利益的维护，赋予了票据一系列的特权如文义性、要式性和无因性等，以便于票据的流通和交易的实现。

从上述的分析，我们所得到的启示是：既然票据法为技术性规范，各国在进行票据立法时，不必拘泥于一般社会伦理道德的限制，从维护交易安全和票据流通出发，兼顾对社会相对正义的保护，切勿因小失大，混淆主次。换句话说，我们应以是否有利于票据流通和交易安全作为衡量票据规则合理性的根本标准。

票据签章规则作为票据规则的组成部分，不仅具备票据法技术性的色彩，而且应体现和严格遵循票据立法的根本理念。无论是票据签章规则的制定，还是运用务必以票据流通和交易安全的最大化为核心，绝不能妨害票据流通和有损交易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