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后，司法机关继续采用管制这种方法，并得到很大的发展，司法实践中对管制刑的运用也更加广泛。在中央(机关)制发的文件中，如《中央公安部关于新区匪特暴乱抢粮情况的综合报告》(1950年4月)、《中央公安部关于处理女犯、少年犯及老年犯的指示》(1951年10月)，都规定了管制的有关问题。同样在一些大区也有相关法规对管制做了规定，如《华东军政委员会关于管制反革命分子试行办法》(1951年7月)、《中南区反动党团特务及其他反革命分子登记条例》(1951年8月)。尤其要注意的是，到了1952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从立法上将管制作为六种主刑明确规定下来，排列在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之后，罚金之前。对于管制的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规定，对某些贪污分子可以适用管制。其后在1952年7月公安部发布了经政务院批准的《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其中明确了使用管制的范围是“历史上有罪恶，解放后既无悔改表现或悔改证明，又无现行的反革命活动，虽须给以一定的惩罚，但其罪恶程度上不须逮捕判刑”的反革命分子，把管制刑扩大适用到罪行较轻的贪污、受贿、行贿、介绍贿赂和牟取私利为目的的收买、盗取国家经济情报的犯罪。在1956年之前，管制在性质具有双重性，即既是一种刑罚方法，又是公安机关采用的行政强制措施，管制作为刑罚只适用反革命犯罪和贪污等侵犯公共财物的犯罪。但是自1956年以后，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人民民主专政已进一步巩固，社会秩序更加安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于同年11月16日就管制的性质和对象作了新的规定。管制仅仅具有刑罚的性质，改变了过去的双重性质。而且管制除了适用于反革命罪外，还适用于一般刑事犯罪。在司法实践中，管制作为刑罚又扩大适用到盗窃、诈骗、流氓等犯罪。1958年3月20日，中央批准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关于当前对敌斗争几个问题的规定》，进一步明确规定，管制的对象“主要是可捕可不捕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监督劳动中表现不好、屡教不改的地、富、反、坏分子，以及其他构成犯罪，但捕后尚不够判处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这样，在我国1979年刑法典制定以前，可以认为管制适用的范围是两个方面：其一是贪污、盗窃、诈骗、流氓等普通刑事犯罪分子;其二是反革命分子。适用管制的机关，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反革命分子的管制一律由人民法院判决的决定》，管制“一律由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交由公安机关执行”。实践中执行机关一般是由公安派出所执行，但在农村也可由区乡人民政府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