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行为人负有法律明文规定的作为义务；

2、行为人履行特定的义务；

3、行为人没有履行该特定义务。

(一)行为人负有法律明文规定的作为义务：一定的作为义务是不作为犯罪构成的前提条件，只有具有特定作为义务的人才能成立不作为犯罪，如果不存在这种特定的义务，就无法构成刑法上的不作为犯罪。但也并非所有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作为义务都可以成为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根据；如我国宪法第53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那么某有钱人见有个乞丐饿倒在自己家门口视而不见，还把剩菜剩饭倒进下水道，结果两天后乞丐饿死了，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规定的义务也应该作为不作为义务的来源，既然有钱人违反了社会公德，我们就此可以认定其构成犯罪，但显然这与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是相互矛盾的(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只有法律性质的义务才能成为不作为犯罪中作为义务的发生根据，单纯的道德义务不能成为作为义务的发生根据)。如果某有钱人见其妻子饿倒在家门口还见死不救，结果导致其妻死亡的就构成不作为犯罪。

我国法律规定“夫妻有相互抚养的义务”；刑法第193条又规定，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它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情节恶劣的，构成遗弃罪。所以需要说明的是，违反非刑事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并非都构成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根据，只有经刑法认可或要求的，才能视为作为义务的根据。基于上述分析，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是指法律、法规所规定并经由刑法认可或要求的作为义务。

(二)行为人能够履行特定的义务：这种不作为能够对于危害结果形成的关键因素。法律不能强人所难，因而行为人虽然具有实施某种积极行为的义务，但由于某种客观原因而不具备履行该项义务的实际可能性，也不构成犯罪的不作为。例如值班医生有救助病人的义务，但如果医生自己都得了“非典”，他根本就没有能力救助病人，如果法律规定医生在这种情况下构成犯罪，那就不够科学了。再如，军人在战时有服从命令、奋勇杀敌的义务。但如果战士在战斗中英勇负伤，没有履行义务的能力了，此种情况下，法律还要求其履行作战义务，那这样的法律就太野蛮了。

(三)行为人没有履行该特定义务：在认定有没有履行时，不能简单以行为人的身体动静为标准，而应以法律所要求或期待的作为是否得以实施为标准。①行为人有时也实施某些积极的动作，但不是法律所要求或期待的作为，仍然是未履行特定的义务。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履行义务的不作为行为不仅可以表现为一定的行为而且会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既可以表现为不履行义务的消极行为，也可以表现为逃避义务的行为，还可以表现为抗拒履行义务的行为，无论是消极地不履行义务，还是积极地逃避、抗拒履行义务的行为，都是不作为的具体表现。不作为不是某一个别的身体动静环节，而是一系列消极的或积极地客观的外在表现”总之，不作为从其外在表现来看是不具有确定性的，但就内在本质而言就是未履行特定的义务。纯正不作为犯罪，其实质是行为人未按照刑法的规范实施某种行为，其构成是否以一定的危害结果为要件，有无未遂，在理论上存在争议。②既然犯罪构成中包含一定的损害结果，则当然有发生未遂的可能。而相反的观点则认为“纯正不作为犯是一种行为犯，其不以一定的结果为要件”③本文赞成第二种观点，因为从所规定的“情节恶劣”这一点来看，没有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就不构成犯罪，而这种程度而并不意味着必须产生某种结果，它实际上是指一定程度的危险。因此，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成立并不以一定的危害结果为必要条件，也就谈不上有未遂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