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办理刑事和解案件的详细步骤和法律程序

首先，刑事和解的启动程序。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通常有三种启动方式：一是当事双方自行提出达成和解的愿望;二是当事人双方亲属、代理人、辩护人代为提出和解请求;三是检察机关对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案件而没有进行和解的，告知当事人可以进行和解。这三种方式都有适用的意义，因而都应当予以肯定。

其次，刑事和解协议的达成。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应当要求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协议。

一是当事人双方可以就赔偿损失、恢复原状、赔礼道歉、精神抚慰等民事责任事项进行和解，并且可以就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是否要求或者同意检察机关对加害人从宽处理;

二是双方当事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权达成和解，当事人的近亲属、聘请的律师以及其他受委托的人，可以代为进行协商和解等事宜。

三是双方达成和解的，应当签订书面协议，并且必须得到当事人或者法定代理人的确认。

再次，刑事和解协议的审查。检察机关对当事人双方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应当重点审查以下内容：

一是当事人双方是否自愿，从提出和解申请到达成和解协议的全过程均应该是受害人、被害人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任何形式的强迫、威胁、引诱进行刑事和解的行为均不符合自愿原则的要求。

二是检察机关应当对和解协议的内容进行审查，既要审查和解协议的合法性，即刑事和解必须符合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刑事政策的要求，不得违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利益。

三是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近亲属是否明确表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予以谅解。

基本简介

刑事和解在西方被称之为“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victim-offenderreconciliation，简称VOR)。我国有学者认为刑事和解最早产生于我国，樊崇义教授认为，“中国博大精深的和合思想就蕴含着和谐司法的理念，这种理念较之恢复性司法理念，在内涵上更加全面和科学。”刑事和解是西方三十多年来刑事司法领域的一种改革尝试，它一改传统刑事司法中以国家为本位，强调国家对犯罪人行使刑罚来对犯罪人进行矫正的刑事司法理论，主张对受害人权利的关注，它为刑事司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注入了一种全新的理念。通过主动的与受害人进行沟通，加害人以向受害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方式赢得受害人的谅解，而达成刑事和解协议，并予以认真履行。通过刑事和解，能较好的使国家、加害人、受害人的利益得以均衡。这种制度在西方国家的成功实践，极大的吸引了国内理论和实务界的关注，且在国内某些地区已经开始有益的尝试。

意义

作为重要的司法机关，检察机关在建设法治社会、促进社会和谐、推进社会发展中的意义日益重要。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我们执法办案要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那么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三者到底是

刑事和解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面临新的要求，我们司法机关如何进行创新来适应这个要求?刑事和解是我们如今讨论非常热烈的一个课题，刑事和解属于恢复性司法的范畴。它在中国有着长期的历史渊源，陕甘宁边区的刑事调解实践是中国近代刑事和解制度的先例。在很多国家都有比较成熟的刑事和解制度，德国、法国、日本、新西兰都有着长期的实践经验。在我国，刑事和解方兴未艾，各地司法机关都在积极探索着这一新的制度。《刑事和解初论》正是对这一阶段理论和实践成果的回顾和思考。沿着“历史--现实--未来”的时间纬度、“国内--国外”的地点纬度、“形而上--形而下”的论述顺序，本书从历史溯源、价值构造、法律基础、制度分析、制度设计、国内外的实践、相关制度、存在的困难等几个角度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和分析。和传统的刑事司法手段相比，刑事和解制度有着特有的价值与风险，刑事和解的纠纷处理方式节省了被害人、加害人的成本和国家的司法资源，但它在降低了惩罚成本的同时也降低了犯罪成本，在带来了司法效率的同时又产生了非效率。在当今中国，这一制度已经具备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关键是通过从适用范围、适用条件、适用时机和具体做法等方面进行的制度设计来减少弊端和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