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案说法——交通肇事案中逃逸和自首如何衔接

案情介绍：

2018年10月8日12：31许，被告人钟世振驾驶深圳市创建供应链有限公司的涉案重型自卸货车在宝安区福海街道福洲大道由西往东行驶至松福大道路口右转弯时，车头右侧与同向行驶的由梁庚兴驾驶并搭载陈俊城的电动自行车车尾发生刮碰，致电动自行车倒地，后涉案重型自卸货车右侧车轮与梁庚兴、陈俊城发生碾压，造成梁庚兴、陈俊城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钟世振驾驶涉案重型自卸货车离开现场。经鉴定，死者梁庚兴符合钝性物体（如车辆、地面等）作用（碾压）于头部、胸腹部致颅脑损伤、胸腹部脏器损伤死亡；死者陈俊城符合钝性物体（如车辆、地面等）作用（碾压）于头部致面颅崩裂死亡。

经交警部门认定，钟世振应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梁庚兴、陈俊城不承担此事故的责任。

案例分析：

本案系交通肇事后行为人离开现场而不构成逃逸的典型案件，现有证据可以证实被告人钟世振不明知其肇事行为，其离开现场不构成逃逸。正是因为其不明知自身的肇事行为，在交警抓捕其时，其就不具有自动接受法律制裁的自愿性，也就无法构成自首。这是一个连续的事实认定及法律评价，其不构成逃逸，也就不适用逃逸的加重处罚；同时，也丧失了构成自首的可能性，而不能再从轻或减轻处罚。这也符合刑法规定逃逸及自首的立法本意。

但若被告人钟世振在看到事故现场视频后辨认出是自己驾驶的车辆所致，或者在洗车时发现车轮处有血迹等异常情况而打电话报警，其行为表现出了投案的主动性和自愿性，则宜认定为自动投案。

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对于交通肇事逃逸后又自首的，2010年《意见》明确规定：“交通肇事后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并向公安机关报告的，应认定为自动投案，构成自首的，因上述行为同时系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义务，对其是否从宽、从宽幅度要适当从严掌握。交通肇事逃逸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应认定为自首，但应依法以较重法定刑为基准，视情决定是否从宽处罚以及从宽处罚的幅度”。

对交通肇事罪的自首，尤其是逃逸后自首的量刑是否从宽及从宽幅度均从严掌握，是基于如下考虑：交通肇事罪的主观方面是过失，但逃逸行为则具有直接的行为故意。行为人交通肇事后保护现场、抢救伤者是法定义务，如其履行该义务，则有可能避免伤者死亡等更为严重的后果；如其逃逸，则不仅会加大更严重后果出现的可能性，更体现了其逃避民事赔偿责任或刑事处罚的主观目的，反映出其主观恶性及人身危险性均较大。从法律基础理论上讲，当过失行为开始只是造成较轻的后果，而且该较轻的结果有可能向着更严重的结果转化时，行为人就有责任防止这一严重结果发生，如果行为人不履行作为义务，法律就应当对此在原有行为之外作出另一更为严厉的评价。因此，即便行为人在其逃逸后又自动投案，构成自首的，仍是以较重法定刑为基准，是否从宽以及从宽的幅度均应从严掌握。司法实践尤其要注意这一点。

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一、酒驾逃逸后第二天自首怎么处理？

将交通肇事逃逸后自动投案的情形认定为自首，会不会在客观上鼓励肇事人逃逸？特别是酒后驾车肇事的，肇事后对其最有利的选择是什么？

《刑法》的相关内容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不难看出，刑法规定的精神并非鼓励肇事人逃逸，而是鼓励逃逸者积极投案。确切地说就是，在交通肇事后，首先鼓励肇事人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并向公安机关报告，从而获得认定为自首并在较大程度上从宽处罚的“宽大处理”，这是法律给肇事人提供的第一次“机会”。

如果肇事人逃逸，浪费了这次“机会”，法律就鼓励逃逸的肇事人自首，虽然以较重法定刑为基准进行处罚，但仍可通过自首获得一定程度的“宽大处理”，这是法律提供的第二次“机会”。如果肇事人再次错失良机，仍没有自动投案，那么，在被查获归案后就没有“自首”这一法定从宽处罚情节；如果案件存在“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情节，那等待肇事人的将是更严厉的惩罚。

所以即便肇事人系酒后驾车，在肇事后最有利的选择仍是及时自首，而并非先逃逸、待酒精浓度下降到无法测出之后再自首，因为酒后驾车是酌定从重处罚情节，逃逸是法定加重处罚情节，酌定情节对量刑的影响一般小于法定情节，肇事人为了逃避“酒后驾车”的酌定从重情节而造成“逃逸”的法定加重情节，可谓“得不偿失”。况且，即便肇事人逃逸，仍可根据其他证据认定其为酒后驾车，这样一来，量刑时既要考虑逃逸情节，又要考虑酒后驾车情节，对肇事人自然会判处更重的刑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