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案情当事人某农化有限公司，于2003年1月4日开始生产包装袋标有“来自以色列的超浓缩绿色无公害活力冲施肥，以色列土肥专家研制，2002年国际蔬菜博览会推荐产品，中国某农化有限公司出品”、“加拿大希尔诺博士研制，2002年国际蔬菜博览会指定产品，中国某市农化有限公司出品”字样的冲施肥、钾宝肥及标有“英国牛津大学专家研制，2002年国际蔬菜博览会推荐产品、中国某市农化公司出品”的冲施肥等七种有机肥，至查获时止，共计生产了101.1吨，货值63392元，全部是由某农化有限公司按相同工艺、设备、原料生产，用标有不同内容的包装袋进行包装。经进一步调查，该当事人上述包装袋上有关外国专家研制及所谓博览会推荐产品的相关内容全部是虚假的。

定性处理某市工商局认为，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属于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作出了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消除影响，并处以罚款3万元的处罚。

本案的定性处理值得商榷。

要分析本案的处理首先需要分析《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有关规定。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在商品上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等质量标志，伪造产地，对商品质量作引人误解的虚假表示”（第5条第4项）和“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对商品的质量、制作成分、性能、用途、生产者、有效期限、产地等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第九条第一款）分别规定了对商品质量作虚假表示的方式，一个对“位置”有所要求即需“在商品上”，另一个是“利用广告和其他方法”。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方式其法律性质实际上是一致的，只是在具体方法上有所区别。《反法》对仅仅是方式不同而法律性质相同的违法行为作了不同的规定，在法律责任上也大相径庭（分别是转致适用《产品质量法》给予相对较轻的处理和予以罚款1万元到20万元的较重处罚），不能不说是立法本身的一个缺陷。

面对立法现实状况，要适用现有法律正确处理本案，对《反法》第5条第4项的条文本身理解也是一个问题。目前，对该项的理解有两种，一种理解是将“在商品上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等质量标志，伪造产地”作为“对商品质量作引人误解的虚假表示”的手段，两者之间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另外一种理解是，将“在商品上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等质量标志”、“伪造产地”与“对商品质量作引人误解的虚假表示”理解为并列关系，作为三种独立的行为。应该说，两种理解都有其道理。实际上，“在商品上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等质量标志，伪造产地”与“对商品质量作引人误解的虚假表示”是一种种属关系，将三者理解为并列关系确实有些不通。但是，在现行立法体例下，考虑到与《产品质量法》的衔接等因素，将“对商品质量作引人误解的虚假表示”理解为独立的行为具有现实合理性，而且，全国人大法工委所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释义》、国家工商局条法司所著《反不正当竞争法释义》，都将该项条文理解为包括三种独立的违法行为。

本案中，当事人违法行为的表现主要是在商品包装上对产品技术来源以及所谓博览会的认可等作了虚假表示，让人误解为该产品是一种技术水平高、产品质量好的产品，对商品质量作了引人误解的虚假表示，应当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第4项、第21条第一款的规定和《产品质量法》的具体规定处罚。而某市工商局适用的法律条款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当事人使用的手段显然不是“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而是在一定位置（包装）即“在商品上”。

当然，立法缺陷给执法造成的障碍也是现实的问题，需要在修改法律时加以改正。建议可直接将“对商品质量作引人误解的虚假表示”规定为独立的行为，并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第4项和第九条第一款合并，使法律简单明了，易于操作，并且不缺乏严谨性。刘卫星冯德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