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初，向来低调的深圳华为公司成为众人关注焦点。华为提出要求，工作满8年的员工需提交辞职申请再竞争上岗，然后与公司签订新的劳动合同。

11月8日，番禺胜捷消防企业集团让200多名员工先填写离职协议，再重新填写入职申请表。

11月14日，惠州大亚湾汇利日用制品有限公司要求所有员工重签劳动合同，根据协议，员工以前的工龄将会被归零。

曝光的违规事件，或许只是冰山一角。

企业为何接连违规？明年将实施的《劳动合同法》真的是洪水猛兽？

记者昨天获悉，国家劳动部已向包括广州在内的各级劳动部门下发通知，指近来置换、买断等恶意规避法律规定义务的行为，直接影响了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一旦发现恶意规避法律实施裁员的，劳动部要求各级劳动部门坚决依法纠正处理，影响重大的问题还要向国家劳动部报告。

事件重签合同，员工变成劳务工阿英因为没有答应转签，公司主管给她难堪：不让她周末加班。这对于每月基本工资只有925元的阿英来说，绝对是上了一道紧箍咒。

11月2日，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环球帽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帽制品）员工阿菊经过报摊，被华为补偿10亿元鼓励员工辞职的一则新闻吸引住了。7月底来，她所在的公司也在鼓励员工辞职。

在人事部和主管的催逼下，阿菊没有坚持住，终于同意辞职并与公司转签了一份为期三年的劳务合同。

合同中，阿菊由一名拥有8年工龄的普通员工，一夜之间转变成为另一家人力资源公司派遣到环帽制品公司的一名新劳务工。

华为员工辞职得到了一定的补偿，但阿菊没有那么幸运。她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只能从公司拿到50元//月的劳务补助。

别人有补偿，我们却什么都没有，非常后悔的阿菊把报纸带进了公司，其他员工轮流传阅；有的员工甚至跑出公司，奔向报摊，自己又买一份报纸。

在环帽制品，类似阿菊一样被公司转签劳务合同的员工有305人；另外还有将近100名员工仍在坚持，拒绝转签。

看了报道，许多同事是第一次知道明年1月1日会有《劳动合同法》颁布。还没有答应转签劳务合同的公司老员工阿英说，看了华为事件报道后，她才知道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新规定，她才明白公司为什么那么急着逼大家要在12月31日前全部转签劳务合同的用心。

阿英因为没有答应转签，公司主管给她难堪：不让她周末加班。这对于每月基本工资只有925元的阿英来说，绝对是上了一道紧箍咒。

在环帽制品，绝大部分普通员工都是抢着要加班。出来打工就是想多赚点钱，工资这么低，不加班不行。

阿英在公司已经做了10多年，1997年入职时底薪是625元，这么多年过去了，至今底薪才增加了300元。

新法有点偏心，劳资权利义务不对等？林大卫说，保护劳动者的出发点固然是不错，但是全面偏向劳动者又会使劳资双方权利义务不对等，有所失衡。

11月21日，早上9时，林大卫（化名）准时回到熟悉的办公室。

我感觉就像被卖了猪仔？又是劳动合同法！案上报纸的黑字标题很显眼，报道讲述的正是阿菊等人的故事。

最近频频有企业在新法实施前采取行动，林大卫说，他试图从这些企业获得借鉴经验。但看了环帽制品公司把合同工人转为劳务工人的做法，他觉得这招比此前华为、番禺胜捷等买断工龄似乎更高明。

《劳动合同法》自6月底公布后，各方就开始猜测已满或将满10年工龄的老员工很可能遭殃，直至发生华为辞职门——尽管华为是否规避《劳动合同法》仍存争议，类似事件开始在全国各地频繁上演。劳动部门和起草者一直对其它可能出现的钻空子形式讳莫如深，环帽制品这种改变用工主体的做法，也算开了先河。

不过，环帽的做法在我们的公司行不通。林大卫想，即使劳动部门默许，公司也没有岗位可以改为劳务派遣，唯一可能的物管、清洁工作，早已外包出去了。何况，劳动部门不会坐视不理。

林大卫3年前留学英国，人力资源管理硕士毕业，回国后一直任职于某贸易集团，是其下属子公司人力资源部人力主管。他擅长人力成本计算，曾经主导过公司的一次大规模薪酬改革。这是一个有4000人的企业，哪怕小小调整，都是复杂的台账。

林大卫说，从《劳动合同法》征求意见开始，他就开始关注这部法律，试用期、合同期限、合同解除或终止的补偿问题是他最关心的。主要出于在用人的灵活度以及相关成本方面的考量。

林大卫说，保护劳动者的出发点固然是不错，但是全面偏向劳动者又会使劳资双方权利义务不对等，有所失衡。

林大卫分析，新法条款影响在于：很多用人单位劳动合同都是一年一签，而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容易滋长如铁饭碗之类的情绪，不利于保持员工的积极性，因此用人单位偏向于签订长期劳动合同，避免过早与员工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这样，在员工无法适应目前工作或者不符合工作要求的情况下，企业需要付出较大成本才能解除劳动合同。

环帽制品有关负责人也承认，公司订货有淡旺季之分，他们采取转签的做法，就是为了节省企业成本。

怪圈不管怎样签，都是中长期合同目前我国劳动合同存在短期化现象，其中签订一年以下合同和1-3年合同各占22.1%和25%；签订不定期合同仅占29.6%。而国际上，市场经济国家无固定期合同与固定期比例为7：3.

林大卫所在公司的4000多人中，有100多人是常年没签订劳动合同的。他们都是流动性岗位上员工，甚至他们本人也认为没有有签合同的必要。阿辉是公司的普通业务员，上班3个多月，主动要求不签劳动合同。在他看来，签了合同就意味着要多交200元左右的社保费用，很不划算。

林大卫统计过，这100多人里面，一半会在公司工作1年以上，一半不到1年就辞职。明年起肯定要逐一签合同，但怎么签才能降低风险？林大卫的部门还在讨论。他解释，用人单位偏向于签订长期劳动合同中的长期一般指3-5年。难道流动性如此大的员工签合同一签也要3年吗？显然不行。这是一个年轻的企业，年盈利1000万元左右，每月员工流动率达2.5%，假设流动员工的工作年限在6个月至1年之间，根据新法需补偿一个月工资，按照流动员工平均工资2000元计算，每个月用于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就高达20万元——占公司盈利的2%左右，这相当之高，让他们难以接受。如果一年一签，或者合同期限更短，这样签了一次再签一次，就要签无固定期限合同。万一公司要解除劳动合同，员工不同意，也只能赔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