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法》中的惩罚性赔偿，是为了弥补对实际损害赔偿制度不能够充分补偿的部分，惩罚经营者或提供服务者的恶意行为。但是这种简单的一加一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存在很多问题。一加一赔偿的计算方法使得加倍赔偿的法律责任与消费者受到的损失大小无关，而直接与所购买的商品的价格或接受的服务费用有关，必然就会发生显失公平现象。如经营者销售价值5万元的商品，经营者存在欺诈，但并没有给消费者造成实际损失，按照一加一赔偿制度的规定，经营者需赔偿消费者10万元，这对经营者是不公平的。又如，经营者销售价值仅为30元的伪劣洗面奶，但造成消费者使用后面部受损，而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人身伤害没有造成残疾和死亡的，一般得不到精神损失赔偿。按照一加一赔偿制度的规定，60元既不能给消费者以充分的抚慰与补偿，又不能给经营者以足够的威慑与惩戒。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第56条规定，对消费者造成精神损害的，经营者应当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造成严重后果的，经营者除承担上述民事责任以外，还应当赔偿消费者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惩罚不是目的，关键是受到教育，但是惩罚需要力度，由于对责任人的惩罚力度过轻，风险与收益不成比例，违法者往往可以不痛不痒地拿出些钱来，而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再把损失赚回来。

确立惩罚性的精神损害赔偿，对生产商和销售商来说无疑是一种很高的成本，这样会使他们在生产和经营中尽到谨慎小心的义务，否则将面临的是高额精神损害赔偿金。

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内容的立法建议

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解决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的赔偿而进行的诉讼活动，由于这种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是在刑事诉讼中提出的，又是在刑事诉讼中附带解决的，因此称作附带民事诉讼。这种诉讼是由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引起的，在刑法上构成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在民法上又属于民事侵权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由于两种不同性质的责任根源于被告人的同一违法行为，所以才有可能在一诉讼中同时解决两个责任，这是附带民事诉讼的基础，从而也是解决精神损害赔偿的有利前提条件。如何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补充、修改并完善这项制度呢？结合理论与实践，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要在刑事诉讼法中补充规定精神损失的内容，即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修改表述为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将刑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修改表述为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或者精神损害的，对犯罪的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或者精神抚慰金。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我国许多学者认为，应将精神损害赔偿严格限制在法定的人格权及人格利益受到损害所引起的范围内，同时限定必须是侵权行为。而笔者认为，犯罪肯定是侵权行为，而侵权范围不仅仅是人格权领域，而应包括财产权和其他权利范围，即不论侵犯人格权、人身权，还是财产权及其他权利，只要合乎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标准，一律规定赔偿。

其次，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尽快出台新的司法解释和补充规定，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化、法律化。要确立人身和财产损害赔偿原则，即过错责任原则和精神痛苦程度之原则。明确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的精神赔偿标准和范围，可以就刑事案件当事人的过错责任、受害人的痛苦程度、造成的后果、具体的侵害情节、受害人的身份资历、侵权人的赔偿能力等多方面综合考虑，以确定精神赔偿金额的幅度与范围，以避免自由裁量时可能出现的偏差。对于财产性犯罪，要让被告人付出经济代价；对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要分清主观过错性质和程度，该重则重，适可而止。当然，精神损害赔偿与刑罚的最终目的应当相一致，即通过加重对侵权人的处罚，以达到防止侵权行为发生，维护社会秩序之目的。

有权利就有救济是法治社会的一项最基本的原则。在一个崇尚文明、法治的社会，只要有侵权，必然要有赔偿，有物质损失就有物质损害赔偿；有造成精神、心理创伤的，应就精神损害部分弥补救济，犯罪作为严重危害社会的违法行为，无疑是最严重的侵权行为。随着人类社会物质和精神文明的进步，人们将更加注重保护自已怕精神权利，法律对人格权的保护愈来愈周密。笔者坚信，精神赔偿制度必将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