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市场经济运行中，还出现了大量的股份合作制公司，此类公司的股权以内部职工持股为主要组成部份，对于内部职工股权的转让，由于缺乏法律的直接规定，多是通过公司章程、尤其是公司与股东以及股东之间的合同来规范。在此类合同中，常常以职工退职为退股的解约条件，常常包含有公司在职工退职时，拥有以面额价回购股权之类的相关约定。

依合同的股权转让限制的法律效力，可以区分为对内与对外两个层面。

就对内而言，只要限制举措不与法律精神相违背，原则上应为有效，合同双方应遵守此类约束，并可按此类约束进行股权转让。依合同的股权转让限制也有违背法律的情形。如，有限责任公司与一般股东达成的以退出公司为回购股权的合同，便有可能违背公司取得自己股份的禁止规定。

就对外而言，即受合同限制的股东向合同以外的第三人转让股权时，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依合同的股权转让限制应无法律约束力，对外转让显然不会仅仅因为合同限制的存在而当然无效。此时，股权转让受到合同限制的股东，将可能受到前后两份有效协议的约束，将可能面临必然违背其中一约的两难境地。

一、隐名股东显名的法律依据

《公司法解释(三)》第25条第3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很明显，从立法逻辑上看，该款参照股权对外转让的思路，来规制实际出资人“转化”成为公司股东的路径，换句话说，隐名股东的“转正”途径是股权对外转让。但此间就存在一个有疑问，能否对该款采取反对解释，认为一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即可经由变更登记等手续而成为公司股东呢？这也就是该案涉及的程序问题。

应不能采此反对解释。在《公司法》第71条第2款之股东对外转让股权中，“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这一要件，该要件本质上是对股东转让其股权的处分权的一种限制。在该要件未达成时，因处分权受有限制，其股权转让行为不发生效力；反之，一旦获得其他股东过半数之同意，该处分权限制即归消灭，不再成为股权转让行为的效力障碍。但是，股权转让行为是否最终生效，仍须取决于该处分行为的构成要件以及其他效力要件是否充足。一旦允许对该款采反对解释，即当“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时，便可使实际出资人成为公司股东，那也就意味着根本不需要股东股权转让行为之构成，在结果上看，违背了第71条第2款股东股权对外转让的逻辑，股东无实质权利转让行为却能使权利发生转让。

实际上，即使是在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间的合同中，约定名义股东负有将股权移转给实际出资人之义务的情形，该约定条款的法律效果，也只是产生名义股东的转让义务，不能直接等同于或者解释成名义股东已有处分其股权的意思表示，进而直接套用《公司法》第71条第2款的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