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可以参照适用行政规定。规章可以作为参照。民事裁判文书应当引用法律、法律解释或者司法解释。对于应当适用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或者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直接引用。行政裁判文书应当引用法律、法律解释、行政法规或者司法解释。对于应当适用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公布的行政法规解释或者行政规章，可以直接引用。

诠释祭奠权——兼说民事习惯作为判决依据

曾经有一个关于悼念权的案件，弄得受诉法院骑虎难下，最后以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而告终，结局是当事人的争议不了了之。可是，类似于悼念权这样的纠纷并不会因为法院驳回诉讼请求而消灭，下面的两个案件即是因为这样的问题而发生争议！河南省焦作市的一对父子因争夺骨灰存放证，诉讼到了法院。68岁的退休职工王某，在妻子去世后，想能够经常到存放妻子骨灰的殡仪馆祭奠。因祭奠必须持骨灰存放证，而骨灰证却在儿子处存放，儿子不在家或有事，就无法去祭奠。王某多次向儿子索取骨灰证，儿子均不同意。为此，父子俩发生纠纷，王某一怒之下将儿子告上法庭。无独有偶，又有一位老人因祭奠权引发纠纷。梁某已经79岁，其妻因病去世后，骨灰存放在殡仪馆，存放证和钥匙由长子保管。梁某为吊唁和安置老伴骨灰，向长子索要骨灰存放证和钥匙，遭到拒绝。老人一纸诉状将长子告上法庭，请求法庭依法判令长子交出钥匙，归还老伴骨灰存放证。祭奠权，或称悼念权，是指近亲属之间对亡故亲人的祭祀和悼念的意愿和可能。这里的“意愿”是指权利的内容，“可能”就是权利的本质。因此说祭奠权是一种权利也未尝不可。可是对一个同样的权利，不同的法院却有两种不同的判法。关于悼念权的案件，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让它自消自灭。可是，关于祭奠权的两个案件，受诉法院都有很好的处理结果。审理王某祭奠权案件的焦作市某区法院认为，原、被告系近亲属，对死者均有祭奠权，故骨灰存放证应由原、被告双方及其他近亲属共同持有。鉴于原告与死者是夫妻关系，并从客观上方便其他亲属祭奠，该骨灰存放证由原告保管更妥。故依法判决被告将其母的骨灰存放证交给其父保管。在审理梁某祭奠权案件的法庭上，原告主张，自己已经在民政部门指定地点购置了一块墓地，要求长子归还存放证，取出骨灰，使老伴入土为安。儿子则认为，自己并没有侵犯父亲任何权利，况且父亲购置墓地未和自己商量，因此拒绝归还。审理该案的法官认为，对于骨灰证保管问题，尽管目前法律无明文规定，但从情理上讲，原告与老伴相濡以沫几十年，现提出安葬老伴，于情于理，骨灰证和钥匙交与原告并无不当。父子双方接受法官的意见达成了和解，原告撤诉，一家人和和睦睦地出了法院。法院的高－明之处，就在于通过对案件的审判，准确地诠释了这一权利的本质，同时，也坚持了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时候，以民事习惯作为判案的根据。悼念权，或称祭奠权，其实都很难说是一种权利。但说其是一种权利的内容，则是完全准确的。民法调整亲属关系，是通过赋予近亲属之间相互享有身份权的方式实现的。这就是，在夫妻之间享有配偶权；在未成年子女和父母之间，享有亲权；在其他近亲属之间，则产生亲属权。在近亲属之间，除了这三种身份权利之外，不再存在其他有关身份的权利。在这三个权利之外，再创造什么新的有关身份的权利，都有故弄玄虚、哗众取宠之嫌。所谓的祭奠权或者悼念权，都是近亲属之间对于已故的共同亲属的祭祀权。凡是近亲属，都有这种权利，它产生于配偶权、亲权和亲属权，是配偶权、亲权和亲属权的具体内容，而不是独立的权利。它的具体内容，即是每一个近亲属，对已故的近亲属（尤其是尊亲属）都有祭祀的权利，其共同的近亲属相互之间应当尊重对方的这一权利，相互通知，相互协助，使其真正享有这样的权利内容并得以实现。在立法上，对这种权利是没有规定的。但是，法律没有规定的，不能说它就一定不是权利，或者说它不是一个权利的内容。祭奠权正是这样一个问题。按照民事法律适用的原则，有法律依法律，无法律依民事习惯。祭奠权没有法律规定，就应当按照民间的习惯进行保护。发生争议，也要按照民间习惯进行裁决。那种认为没有法律规定，就不能对发生的民事争议进行裁决的思想是不对的。法官应当熟知法律，同时也应当熟知民事习惯，当民事法律缺少具体规定的时候，就应当按照习惯裁决案件。例如，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都有对死去的一方的祭奠权，但是，从夫妻之间和父母子女之间的祭奠而言，显然更应当尊重夫妻之间的祭奠要求。这既是亲等关系使然，同时也是民间习惯的约定俗成。按照这样的习惯处理祭奠权的案件，是比较符合民法精神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三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地方性法规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行政案件。人民法院审理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案件，并以该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依据。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规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