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扣留身份证。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在监视居住期间应当遵守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住处，无固定住处的，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指定的居所；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会见他人；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等规定。

1.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住处，无固定住处的，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指定的居所。这主要是指两种情况：一是被监视居住人在本地有固定住处的，未经公安机关批准，不得离开固定住处；二是对于应当采取监视居住措施而在本地没有固定住处的，应当为他指定居所。未经公安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指定的居所。这里的居所，是公安机关指定的居住场所，而不是直接将被监视居住人关押在拘留所或者看守所。对于监视居住是由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决定的，执行机关在批准被监视居住人离开住处的，应当征得决定机关的同意。

2.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会见他人。即被监视居住人未经公安机关批准，不得会见除与自己居住在一起的家庭成员和所聘请的律师、辩护人以外的其他人。

3.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这是对不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最起码的要求，及时到案是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

4.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即被监视居住人不得以暴力、威胁、恫吓、引诱、收买证人等形式阻挠证人作证或者不如实作证。

5.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即被监视居住人不得利用自己未被羁押的便利条件，隐匿、销毁、伪造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材料或者与其他同案犯建立攻守同盟、统一口径等。

享有的权利：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及其他辩护人认为监视居住超过法定期限，可向决定机关提出解除监视居住的要求，决定机关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审查决定。

一、对于监视居住，立法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缺漏：

监视居住是一种独立的强制措施，作为一种单独的强制措施理应有自己的适用条件，但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却将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作出同一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采取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

(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害性。”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是两种不同的强制措施，监视居住对人身自由的限制显然要比取保候审强得多，对这两种强制措施没有附加条件地选择适用，应该说很不科学。

1.监视居住的具体执行程序规定模糊，缺乏可操作性。对于监视居住的执行，刑事诉讼法和相关部门的实施细则均作了规定，总体来说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住所、居所等活动空间的限制；二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为自由的限制。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但到底限制在什么范围之内，各方面的规定都没有明确，这就给执行工作带来困难。刑事诉讼法还规定了被监视居住者的义务：不得干扰证人作证和不得毁灭、伪造证据和串供。但如何在监视居住中发现被监视居住者违反法定义务的情况，却缺乏有关配套措施和规定，在实践中很难杜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违法行为。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国外的立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和法国的刑事诉讼法均规定对被限制自由的人实施电子监控，以防止其逃逸和串供。

2.监视居住的规定忽略了对第三者权利的保护。我国对监视居住对象的行为的要求是“未经批准，不得离开居住的市、县。”在现实生活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往往是与家庭成员生活在一起，这些家庭成员并不涉嫌犯罪，其合法权益当然应当受到保护，但监视居住所含之义包括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住所的监视，这就导致生活在这个住所里的其他家庭成员的日常生活也处于监视之下，其生活隐私也受到了一定的侵犯。我国诉讼法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使得执法部门处于两难的尴尬境地。

3.三机关就监视居住的解释不协调，甚至互相矛盾。在三机关的解释中，各部门都体现了自己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观点，造成了不协调之处，主要体现为：

(1)三机关对变更监视居住的条件各不相同。

(2)有的实施细则有扩充解释现象，如公安部实施细则中规定对被监视居住者的身份证、机动车驾驶证的扣押，就是对诉讼法原义的突破，扩大了自己的解释权。

(3)三机关对监视居住的规定出现了重复决定的情况，导致了监视居住期限过长，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有出入。

4.无权利救济措施。监视居住是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而人身自由历来被理论界、实践部门所重视，同时也关乎权利拥有者的根本利益。“有权利必有救济”是一种基本法治理念，各国诉讼法在对人身自由的限制上均有救济方面的详细规定，如律师的参与等等。而我国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权力至上理念和立法行政化色彩，导致在权利的救济方面的规定为空白，使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自己的权利受到违法限制时无法进行有效的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