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或认可。国家创制法律规范的方式主要有两种：1、制定，国家机关在法定的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律程序，制定、补充、修改、废止规范性法律文件。2、认可，国家机关赋予某些既存社会规范以法律效力，或者赋予先前的判例以法律效力。

制裁性骚扰侵权行为的两种不同法律立场

各国立法规制性骚扰，一般采取两种立场，即以私权利保护为中心的立场和职场安全保护为中心的立场。前者多为欧洲国家立法所采用，后者为美国等国家和地区所采用。而在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国家，这两种性骚扰行为都是存在的。在一般场合，行为人实施性骚扰行为，侵害的都是自然人的性自主权。法律规定对自然人的人格权的保护包括性自主权的保护，对实施性骚扰的行为人进行法律制裁，就是对自然人的私权利的保护。但是在职场，即职业工作场所，行为人实施性骚扰行为，既侵害了自然人的性自主权，也侵害了职场的劳动安全，破坏了劳动秩序，对劳动者的权利也构成了侵害。因此，在职场发生的性骚扰行为，在损害后果方面构成了对两个方面的侵害：一是，受害人作为民事主体的自然人，他的性自主权受到侵害；二是，受害人作为劳动者，他的劳动者的权利受到侵害，在职场劳动中没有得到安全保护，性的利益受到不安全的职场秩序的侵害，因此，构成了对劳动者权利的侵害。正因为如此，承担侵权责任的主体，既有性骚扰行为的行为人，又有未保障职场安全的职场雇主。［1］

可见，在性骚扰侵权行为中，如果以发生的场合不同作为标准，就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性骚扰行为形态。各国立法或者着重于对私权利的保护，或者着重于对职场安全的保护，对性骚扰行为的这两种不同形态的强调有所不同，形成了立法的两种立场：强调对私权利保护者，采用了以私权利保护为中心的立场；强调职场安全保护者，采取以职场安全保护为中心的立场。我国采取何种立场？我们主张，按照我国立法的习惯和司法实践经验，我国对性骚扰行为进行法律规制，应当采取以保护自然人的性自主权为基本立场，同时吸收职场保护主义的精神，将职场性骚扰行为规定为一种性骚扰行为的特殊形态。这就是说，在我国制裁性骚扰行为，是以侵权行为法为基本法律依据，保护的是受害人的性自主权。对于在职场发生的性骚扰，根据其特殊性和保护劳动者安全的需要，增加职场的雇主责任，作为特殊的性骚扰行为责任形态。这种做法，既兼顾了我国立法的一贯立场和司法实践经验，也能够全面保护自然人的权利和劳动者的权利，应当是一个两全其美的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

（一）国家主权的事项；

（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

（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四）犯罪和刑罚；

（五）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

（六）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

（七）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征用；

（八）民事基本制度；

（九）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

（十）诉讼和仲裁制度；

（十一）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