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1年《公司法司法解释三》颁布前，关于隐名股东资格的认定并无统一标准。为解决裁判标准不统一的问题，部分地方高院分别发布指导意见，对其辖区范围内人民法院审理隐名股东资格认定案件的裁判标准做出了规定。即使在《公司法解释三》颁布后，部分指导意见仍然在执行，对当下司法裁判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江苏高院于2003年发布的《关于审理适用公司法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规定，除非存在以下两种情形，否则股东资格原则上都应以工商登记文件记载为准：(1)当事人对股东资格有明确约定，且其他股东对隐名者的股东资格予以认可；(2)根据公司章程的签署、实际出资、出资证明书的持有以及股东权利的实际行使等事实，可以作出相反认定的。

山东高院于2007年发布的《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规定，股东资格确认案件的裁判应当综合考量以下因素，包括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出资情况、出资证明书、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并强调应当充分考量当事人实施民事行为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明确，“出资人按照发起人协议或投资协议向公司出资后，未签署公司章程，其出资额亦未构成公司注册资本的组成部分，出资人要求确认股东资格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北京高院曾于2004年发布《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采取综合标准对股东资格进行认定，需考量的因素涉及实际出资数额、股权转让合同、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工商登记等，同时还应探究当事人具体实施民事行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此基础上做出综合判断。北京高院于2008年发布的《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则笼统规定，法院应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以及公司股东应当具备的各项条件，对股东资格进行认定。

在《公司法司法解释三》颁布前，最高人民法院也对股东资格认定作出了一些规定。例如，2010年颁布的《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14条规定，如果要确认外商投资企业中隐名投资人的股东身份，需同时具备以下条件：(一)实际投资者已经实际投资；(二)名义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认可实际投资者的股东身份；(三)人民法院或当事人在诉讼期间就将实际投资者变更为股东征得了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的同意。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5条首次在立法层面对公司隐名股东的认定标准进行了规定。该条规定分为三个层次。第一，肯定隐名出资协议的效力；第二，在有隐名出资协议的前提下，在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产生对投资收益的争议时，明确以实际出资为股东资格判断标准；第三，明确隐名股东的显名化需经其他股东过半数认可。

综上可见，最高院和各地高院在审理隐名股东资格认定案件时，考量的因素通常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双方当事人是否存在隐名出资的合意、隐名出资人的实际出资情况、其他股东是否同意隐名出资人显名、公司章程的签署情况，以及隐名股东是否实际享有和行使了其股东权利(包括参与经营管理、分红的权利)等。其中山东高院还明确强调，据以确认股东资格的出资，必须是计入公司注册资本的部分才能认定为实际出资。

一、隐名股东的法律风险

隐名股东顾名思义便是名字隐藏起来的股东，即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的名义人都没有记载。隐名股东又称实际投资人，指的是依据书面或口头协议委托他人代其持有股权者。虽然隐名股东未被法律禁止，但是隐名股东存在明显的法律风险。隐名投资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如投资利益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利益受侵害后法律救助困难；容易产生法律纠纷等。因此隐名投资人应与其合伙人签署行之有效的隐名投资协议，以协议方式约定双方的权益义务，发生纠纷时作为隐名投资人的股东身份即使不被承认，但可依据该合同主张权益。另外，应经常参与公司的决策行为和管理行为，积极参加股东会议，定期列席股东会议，了解公司发展动态，进行有效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