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0日，辽宁本溪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特殊的刑事案件。被告人张剑是本溪市人，其父张志国在该市某社区内拥有一座房屋，张剑与父亲长年居住在一起。因为与当地一家地产开发公司在补偿安置方案上谈不拢，包括张剑家在内的多户人家拒绝搬离居住了多年的老宅。然而2008年5月的一天，拆迁公司人员强行进入张剑家中，并与张剑夫妇发生冲突。张在反抗中将拆迁方一人刺死。

对这起拆迁悲剧，公诉方认为张剑已涉嫌故意伤害（致死）罪，辩护方则认为张的行为属正当防卫。争论也蔓延到了网络，评论家们对张剑或挺或弹，都是理据在手，言之凿凿。然而罪与非罪、罪重或罪轻自有法院裁断，新闻事实与法律事实之间并不能等同，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也只有一步之遥，要在两者之间察微析疑，一个细节就足以影响全局。因而在笔者看来，与其在庭下激辩罪与罚，倒不如从个案出发来分析此类拆迁纠纷的根源及其化解之道。

从新闻事实上看，公力救济渠道不畅，公安司法机关选择性执法是导致这场拆迁悲剧的主因。报道称，本溪市华厦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即拆迁人）计划开发一个别墅项目，张剑家恰位于拆迁范围之内。由此可见，这是一个商业拆迁项目。商业拆迁就必须尊重商业规律，不能强买强卖——当然也不能强拆。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并未就拆迁达成一致意见，那么，被拆迁人对其房产还拥有完整的产权。若强行拆除，就是对公民财产权的不法侵害。更何况，本溪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早在2006年12月12日，即向华厦公司下发了《关于立即停止违规拆迁的通知》。但该公司并未按照要求停止违规拆迁。2008年4月30日，华厦公司派人将张剑家房屋中的一间半强行拆除，并打碎全部门窗。

我们且将时间定格在这一天。强拆已经进行，但命案尚未发生。如果此时公安机关能够强行介入阻止强拆，并依法对故意侵犯他人房产的嫌疑人立案侦查，后面更激烈的强制拆迁也许就不会发生了。但遗憾的是，当公民财产权遭遇侵害时，公权力机关却在冷眼旁观。是无法可依吗？不！刑法第275条明明白白地写着，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在被拆迁人没有拆迁意向的情况下，故意拆除一个公民的合法房产，符合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的所有要件。

以故意毁坏财物罪追究拆迁者责任并非只是笔者个人的法律解析，司法实践中亦有零星个案可兹佐证。2008年6月20日，武汉市硚口区法院开庭审理一起强拆案，两名拆迁人员因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受审。他们在尚未与对方签署拆迁协议的情况下，就以钉子户为由强行拆除对方的楼房。这据说是武汉市首次对野蛮强拆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经披露后，不少媒体先后刊发评论，高度评价了这一个案的示范意义。

遗憾的是，从公共传媒上看，各地对这一个案的效仿并未发生。选择性不司法仍是各地默然遵行的潜规则。协议不成就强拆民房，纵有故意毁坏公私财物行为，也通常只被当作拆迁纠纷由政府出面处理——而不是作为刑事案件由侦查机关介入。除了对强拆（实则为故意毁坏公私财物）行为叫停之外，嫌疑人往往毫发无伤。这种选择性不司法事实上大大刺激和鼓励了拆迁人的违法胆量，导致强拆行为遍地开花。利益受损的被拆迁人依合法途径无法维护自己的权益，借用非法行为来追求合法目的也就不难理解了。

及至拆迁命案发生，公安部门迅速介入，刑事诉讼沿着立案、侦查、起诉、审判开始了正常运转。缘何当年拆迁者涉嫌故意毁坏私人财物一案，却没有如此司法优待？当司法对拆迁人与被拆迁人表现出迥然有异的两张面孔，司法又如何能取信于人，并担负起纠纷预防的神圣职能呢？

选择性执法如何行使

举报人就其自身合法权益受侵害向行政机关进行举报的，与行政机关的举报处理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具备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从本质上来说，选择性执法是种腐败行为。行政机关对与举报人有利害关系的举报仅作出告知性答复，未按法律规定对举报进行处理，具有可诉性，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