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保候审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公、检、法三机关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逃避或者妨碍侦查、起诉和审判，并随传随到的一种强制措施。取保候审制度具有一系列的优越性：一是有利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的保障，避免一些轻罪出现审前羁押时间超出最终审判确定刑期现象的发生；二是有利于减少羁押看管场所花费的大量资金投入，实现国家资源的节约；三是有利于减少犯罪恶习的交叉感染，避免那些主观恶性小、甚至可能是根本无辜的犯罪嫌疑人，因处于和累犯、惯犯共同羁押的环境，而发生思想恶性转变，滑向更深的犯罪深渊。

在认识到取保候审制度巨大优越性的同时，我们在司法实践中也发现了取保候审制度还存在一些缺陷，值得我们注意并加以解决。

一、取保候审适用标准的主观色彩过浓，缺乏客观标准的规制，造成了适用中的混乱现象。

1、因适用标准过于主观，造成取保候审适用对象的不均衡。《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法律作出上述规定的原意是通过取保候审措施的广泛适用，防止逮捕羁押措施的滥用，减少刑事诉讼过程中因可能出现的错误而造成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侵害，以保障其合法权益。但由于适用标准主观色彩浓郁，造成了取保候审适用对象的不均衡。由于法律规定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范围广泛，包括从6个月到死刑，也就是说，对死罪、重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可适用取保候审；而“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标准又不明确，完全由司法人员依据主观判断自行决定，非常容易造成取保候审适用对象的不均衡，甚至给一些不良司法人员提供了徇私舞弊的机会，影响司法权威。实践中，笔者所在单位就遇到过公安机关对强奸案、聚众斗殴中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的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措施移送起诉，而对轻微盗窃行为却提请逮捕后移送起诉的现象，明显有违刑事诉讼的基本正义理念，严重损害了公安司法机关的权威和公正形象。

2、适用标准无硬性客观标准的规制，为其他机关、个人干涉司法提供了条件。如前文所述，因为取保候审适用的条件非常宽泛而标准又过于依据主观判断，为行政机关、有关个人干涉司法提供了条件。如最近媒体广泛报道的一件案件：挪用公司巨额资金的犯罪嫌疑人张帆在被安徽省安庆市大观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时，安庆市太湖县政府竟以其系该县一个项目的招商引资者、需要出席奠基仪式为由，向检察机关申请对其取保候审。张帆被检察机关“从大局出发”取保候审后，在奠基仪式上居然与安庆市和太湖县主要领导同坐主席台，并在仪式结束后把酒共饮。这起事件在造成恶劣影响的同时，也暴露出现行取保候审标准过于任意化的缺陷。

二、取保候审的适用程序不明确，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及取保候审时间效力的不明。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于1999年10月1日发布的《关于取保候审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在侦查或者审查起诉阶段已经采取取保候审的，案件移送至审查起诉或者审判阶段时，如果需要继续取保候审，或者需要变更保证方式或强制措施的，受案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作出决定，并通知执行机关和移送案件的机关。受案机关决定继续取保候审的，应当重新作出取保候审决定。”而法律规定的取保候审期限为12个月，按上述四机关的规定，那么这12个月究竟是三机关的“共用期限”，还是三机关的独立适用期限，实践中认识不一、做法各异，不利于有关规定的贯彻执行。而上述的规定还没有考虑到，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其他复杂情况，如：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被退回补充侦查及补充侦查以后又重报检察机关、案件提起公诉后出现撤回起诉以及撤回起诉后补充了新的证据后又重新提起公诉。这些情形出现时，是否也要再次由相关机关重新办理取保候审。如果需要重新办理，那么办案机关仅为了反复办理取保候审手续就要耗费大量精力。而如果重新办理取保候审后，取保候审期限要重新计算，那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限制部分人身自由的境况将在数次取保候审期限内一直延续，显然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三、取保候审监督、制裁措施空洞，不足以保障诉讼进程的顺利进行，以维护司法的权威。

首先，现行取保候审的法律规定对于逃跑的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说，不会有任何刑事上的不利后果。根据《刑事诉讼法》和有关的司法解释的规定，采取财保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逃跑，执行机关可以没收其保证金；采取人保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逃跑，被取保候审人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保证人未及时报告的，执行机关可以对保证人处以罚款。但在刑事责任上，却没有任何规定。造成了司法实践中，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及时到案接受审理的情况时有发生，防碍了诉讼进程的顺利进行，牵扯了大量的司法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