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报道，全国人大和财政部目前表示，北京将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将从目前的1200元提到1500元，违反了《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地方政府擅提个税标准属违法行为。

尽管后来有关部门出来澄清，称北京调整税收标准完全是个传闻，但从这件事也可反映出，政府依法征税的重要性。

目前的《个人所得税法》(下称“个税法”)是1980年颁布施行的(期间修改过两次)，对于工资、薪金所得，以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800元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但随着社会的变迁和不断开放、经济的发展、投资市场的兴起和繁荣、金融产品衍生能力的增强，个人收入的不断提高和来源的多元化，《个人所得税法》和现行的实际情况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对工薪阶层有着不尽合理的地方。因此，修改现行“个税法”的呼声日益高涨。而一些地方根据本地区的发展水平，提高了征税的起征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中指出，“早在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就有‘不出代议不纳税’的说法。在英国，议会享有财政权，征税必须经议会同意，是一项基本的宪法原则。在美国和法国的宪法都规定，议会是决定税收的唯一机关。在我国，决定税收的权力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我国《宪法》(第六十二条)和《立法法》(第八条)也规定，对于税种的设立和税率确定的权力属于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其他机关无权触及。不难看出，在世界各国，税权都掌握在最高立法机关的手中，是因为税权是政府和公民之间最敏感、最外观、最重要的连接纽带和博弈领地。税收既是政府部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基础，也是公民权利得到保障的必要成本。公民权利得以正常地行使和有效的保障，依赖于必要的成本和程序规则这两根支柱，否则，公民权利犹如一张空头支票，可看不可用。

基于“任何人不得为自己利益纷争的决定者”的中立和普遍原则，对于税种的设立和税率数量的确定，自然不能由公民来决定，也不能由政府来决定。对公民来说，所缴的税越少越好，对政府而言，税收得越多越好。因此，由立法机构掌握税权便是一个恰当的选择。就像裁判员只能中立执法，不能参与比赛。而且，税收的权力必须落在最高级别的立法机构手上，因为“征税的权力事关毁灭或繁荣的权力”。回顾近几百年法治的形成、抗争和演化恰恰是围绕着税权展开的，1215年英国《大宪章》的诞生就是一个如何征税的问题。

对于税权的态度也是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的重要分野。在现代社会，税权“严格法定”是一个铁定的法律原则，而且这是一个属于最高法(宪法)的原则。税权“严格法定”不仅是一个政府落实宪法的基本要求，也是法治政府的明显标志。因此，税权的要义是程序的权利。简言之，政府肯定要征税，公民肯定要缴税，关键是征税的方法是在程序外和阳光外，还是在程序内和阳光下。

“个税法”的滞后和现状的发展呈现出一个切身的利益落差。就像其他事物一样，制度规则同样不存在完整无缺，具有先知先觉的功能，法律无法也无力统揽概括生活的全部，滴水不漏。法律稍微滞后于生活事实是客观情况，原因在于没有人(包括立法者)具有洞悉万物、规划社会的能力。超前的法律可能蕴涵着危险或者是无效的。法治的发展和完善是一个点滴的、试错和渐进式的过程，不是靠想象所能实现的。

或许有人说，一些地方的做法减少了个人的税收负担，对公民是有利的。问题在于，一些部门开了无权开的口子，越位行事，今天它的随意性是有利于公民，但谁能担保它不会开别的口子呢?中国古代“黄宗羲定律”的循环往复，便是一个无视规则的典范。程序规则是公民权利最可靠、最持久、可信赖的保证，也是法律的生命力，如果程序规则被忽视、被消损，这种后果所导致的问题，谁都难以预料。

据悉，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作为安排审议的法律草案，修订后将对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做出调整，但新税法出台仍需时日。全国人大和财政部都表示，在修订完成前，必须按现行规定执行，地方没有随意改变税法规定的权力。这是建设法治国家和依法行政必须遵循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