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奕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和信息系统局（SISD）1995年7月发布的《国际服务贸易分类表》的界定，保险及与保险相关的服务被纳入金融服务的范畴，这意味着在对保险服务贸易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保险及与保险有关的服务均应适用GATS及其相关协议关于金融服务贸易的一般规则。

一、保险服务贸易的范围及具体表现形式

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金融服务附录（AnnexonFinancialServices）的界定，保险服务贸易涵盖如下以下一些保险及与保险有关的商业性活动：［1］

1、直接保险（包括保险、海运和空运等保险、货运险）及顾问和保险统计服务作出承诺。

对以上主要成员方的保险服务承诺情况加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1、大多数成员方积极地扩大了承诺的范围或在既有承诺基础上作出了进一步的承诺。其中自然有弱小国家谈判受压而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各成员方均认识到保险服务贸易自由化乃大势所趋，不可逆转。保险服务贸易领域的进一步开放将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提供广泛和优质的服务，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南北国家均可以从保险服务开放中受益：对以美欧为首的发达国家而言，保险服务承诺的拓宽与加深将使它们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发展中国家的保险服务市场，赢得更大的利润和市场份额，从而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它们在国际保险服务贸易领域的强者地位；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可以通过开放市场引进更多的国外资金、先进管理经验和保险产品，历史经验表明，开放本国金融市场是落后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一条捷径，更何况发展中国家在一些劳动力密集型的服务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通过开放本国金融市场换取有关国家相关服务产业的准入机会亦可获得“共赢互利”的效果。

2、纵观承诺改进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作出的多为放宽外资股权限制、扩大险种范围、取消业务或地域限制等实质性承诺，而发达国家作出的承诺则多为对既有承诺的技术性或程序性修缮。这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金融保险业实力雄厚，且一贯奉行金融服务国民待遇原则，早在1995年的GATS生效之时便对金融保险的市场开放作了全面、彻底的承诺。除了美国、澳大利亚当时基于“免费搭车”（FreeRide）效应的考虑，提出基于互惠的最惠国待遇限制之外，其它发达国家对外国金融保险服务商进入本国市场并未设置明显的障碍。1997年金融服务协议达成后，美国、澳大利亚也撤回了其“有条件最惠国待遇”的豁免要求，重新回归到GATS无条件最惠国待遇的轨道中。有鉴于此，发达国家主要对一些技术性或程序性要求作出改进承诺。

3、发展中国家的改进承诺力度不小，但一些关键问题上仍谨小慎微，充分地利用GATS的“逐步自由化”原则，分步骤、分期限地开放本国保险服务部门。GATS项下的承诺采取“原则综述”与“逐项给予”相结合的原则，这使发展中国家成员方面临两种选择：一是作出抽象的原则性承诺，如巴西承诺未来的立法将允许私营机构提供保险服务，塞浦路斯承诺扩大再保险的开放等；另一种是作具体的限定性承诺，如印尼承诺保险公司的外资股权比例可上升至100％，马来西亚承诺到2005年6月30日，允许外资设立6个新的再保险公司等。两种承诺方式各有利弊：抽象承诺没有具体的时限和实施条件，不立即履行所受的压力较小，但若迟迟不予兑现，会给其它成员方造成“不守信用”的印象；具体承诺设定具体的指标或期限要求，若不予兑现国家所受的外交压力较大，但成员国作出的具体承诺往往经过深思熟虑，选择外资对本国经济冲击较小的保险部门或保险领域进行开放，并且附加了诸如时间、立法修改、配额、比例等各种限制，采取具体承诺，国家可将保险市场开放的进程与力度稳稳地操控在自己手中。两相比较，较之抽象承诺的泛泛而谈，具体承诺的优势较为明显，也容易被相关国家所接受。因此，大多数国家在改进承诺时作出的均为具体承诺，而抽象承诺的运用较为有限，多用于对一些原则的阐述与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