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利弗·哈特(OliverHart)在《公司治理理论与启示》一文中提出了公司治理理论的分析框架。他认为，只要以下两个条件存在，公司治理问题就必然在一个组织中产生。第一个条件是代理问题，确切地说是组织成员(可能是所有者、工人或消费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第二个条件是，交易费用之大使代理问题不可能通过合约解决。他这样解释道，在没有代理问题的情况下，公司中所有的个人都可以被指挥去追求利润或企业净市场价值的最大化，或者去追求最小成本。

个人因为对公司活动的结果毫不关心而只管执行命令。每个人的努力和其他各种成本都可以直接得到补偿，因此不需要激励机制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也不需要治理结构来解决争端，因为没有争端可言。如果出现代理问题并且合约不完全，则公司治理结构就至关重要，标准的委托代理人模型，假定签定一份完全合约是没有费用的，然而，实际签定合约的费用可能很大，如果这些交易费用存在，所有的当事人不能签定完全的合约，而只能签定不完全合约;或者，若初始合约模棱两可，当新的消息出现，合约将被重新谈判，否则就引起法律争端。

因此，哈特指出，在合约不完全的情况下(代理问题也将出现)，治理结构确实有它的作用。治理结构被看作一个决策机制，而这些决策在初始合约下没有明确地设定，更确切地说，治理结构分配公司非人力资本的剩余控制，即资产使用权如果没有在初始合约中详细设定的话，治理结构决定其将如何使用。由此可以看出，哈特是将代理问题和合约的不完全性作为公司治理存在的条件和理论基础。另一种对公司治理基本问题的解释是科克伦(PhlipL.Cochran)和沃特克(StevenL.Wartick)提出的。他们在1988年发表的《公司治理-文献回顾》一文中指出：公司治理问题包括高级管理阶层、股东、董事会和公司其他利害相关者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具体问题。

构成公司治理问题的核心是：

(1)谁从公司决策/高级管理阶层的行动中受益;

(2)谁应该从公司决策/高级管理阶层的行动中受益?当在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之间存在不一致时，一个公司的治理问题就会出现。为了进一步解释公司治理中包含的问题，他们引述了巴克霍尔兹(Bckhoiz)的论述，将公司治理分为四个要素，每个要素中的问题都是与高级管理阶层和其他主要的相关利益集团相互作用有关的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之间不一致引起的。具体来说，就是管理阶层有优先控制权，董事过分屈从于管理阶层，工人在企业管理上没有发言权，和政府注册过于宽容。

每个要素关注的对象是这些相关利益人集团中的一个，如上，则分别是股东、董事会、工人和政府。对于这些问题，办法可以是加强股东的参与、重构董事会、扩大工人民主和严格政府管理。他们认为：理解公司治理中包含的问题，是回答公司治理是什么这一问题的一种方式。将公司治理解释为一种制度安排也是一种很有影响的观点。英国牛津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柯林·梅耶(Myer)在他的《市场经济和过渡经济的企业治理机制》一文中，把公司治理定义为：公司赖以代表和服务于他的投资者的一种组织安排。它包括从公司董事会到执行经理人员激励计划的一切东西。公司治理的需求随市场经济中现代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而产生。斯坦福大学的钱颖一教授也支持制度安排的观点，他认为：在经济学家看来，公司治理结构是一套制度安排，用以支配若干在企业中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团体—投资者(股东和贷款人)、经理人员、职工之间的关系，并从这种联盟中实现经济利益。公司治理结构包括：(1)如何配置和行使控制权;(2)如何监督和评价董事会、经理人员和职工;

(3)如何设计和实施激励机制。

斯坦福大学的钱颖一教授在他的论文《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和融资改革》中提出，公司治理结构是一套制度安排，用来支配若干在企业中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团体，包括投资者、经理、工人之间的关系，并从这种聪明中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公司治理结构应包括：如何配置和行使控制权;如何监督和评价董事会、经理人员和职工;如何设计和实施激励机制[1]。

国内学者吴敬琏教授认为，所谓公司治理结构，是指由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执行人员即高级经理三者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上述三者之间形成一定的制衡关系。通过这一结构，所有者将自己的资产交由公司董事会托管;公司董事会是公司的决策机构，拥有对高级经理人员的聘用、奖惩和解雇权;高级经理人员受雇于董事会，组成在董事会领导下的执行机构，在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经营企业。[2]

从上面列出的这些定义可以看出，学者们对公司治理概念的理解至少包含以下两层含义：

1.公司治理是一种合同关系。公司被看作是一组合同的联合体，这些合同治理着公司发生的交易，使得交易成本低于由市场组织这些交易时发生的交易成本。由于经济行为人的行为具有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特征，所以这些合同不可能是完全合同，即能够事前预期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并对各种情况下缔约方的利益、损失都作出明确规定的合同。为了节约合同成本，不完全合同常常采取关系合同的形式，就是说，合同各方不求对行为的详细内容达成协议，而且对目标、总的原则、遇到情况时的决策规则，分享决策权以及解决可能出现的争议的机制等达成协议，从而节约了不断谈判不断缔约的成本。公司治理的安排，以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为依据，在本质上就是这种关系合同，它以简约的方式，规范公司各利害相关者的关系，约束他们之间的交易，来实现公司交易成本的比较优势。

2.公司治理的功能是配置权、责、利。关系合同要能有效，关键是要对在出现合同未预期的情况时谁有权决策作出安排。一般来说，谁拥有资产，或者说，谁有资产所有权，谁就有剩余控制权，即对法律或合同未作规定的资产使用方式作出决策的权利。公司治理的首要功能，就是配置这种控制权。这有两层意思：一层是，公司治理整顿是在既定资产所有权前提下安排的。所有权形式不同，比如债权与股权、股权的集中与分散等，公司治理的形式也会不同。另一层是，所有权中的各种权力就是通过公司治理整顿结构进行配置的。这两方面的含义体现了控制权配置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密切关系：控制权是公司治理的基础，公司治理整顿是控制权的实现。我们(南开公司治理研究中心)认为，对于公司治理定义，除了上述的内容之外，还应该从更广泛的利害相关者的角度，从权利制衡与决策科学两个方面去理解。关于这一点参见公司治理内涵。

[1]青木昌彦，钱颖一.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2]吴敬琏.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