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释，在刑法理论上，是指对服刑人的附条件释放。假释与减刑是我国刑法制度的重要内容，对服刑人的改造具有重要的作用。

按照法意，假释的条件应当比减刑要宽缓，即多数服刑人在服刑期间，能获得假释，少数服刑人才能得到减刑。可是，现实的状况给刑法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和立法原义恰恰相反，是多数服刑人能减刑，而只有少数人能获得假释。有数据为证：在一个省，罪犯的假释率2000年为2.44%，2001年为1.94%。

其实，假释制度是刑罚制度日益谦抑、宽缓的必然产物，是国际范围内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的趋势使然，是在监禁刑替代了生命刑、肉刑之后的人类更加文明、更加人性化的刑罚执行方式，这深刻记录了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脚步。

在日本，罪犯的假释比例为56.8%，其中，初犯者为80.4%，6次以上入狱者为31.9%（1993年）；在美国，罪犯的假释比例为72%（1993年，）；在加拿大，罪犯的假释比例为36.2%（1992-1993年）；在瑞典，罪犯的假释比例为33%（1993-1994年）；在瑞士，罪犯只要服满三分之二的刑期，从理论上说，都可以获得假释。

假释的根本的意义是维护社会正义。过去，我们说到刑法的正义，往往停留在对犯罪分子的惩罚上，以为，通过惩罚，保障人民的利益不受侵犯，这就是维护了社会的正义。这当然是重要的。并且今后也主要是通过惩治犯罪，去维护和实现社会正义。然而，法制现代化的理论告诉我们，惩治犯罪并不是正义的全部含义。正义，同样包括保障犯罪分子、乃至服刑人的合法权益。在法学界，公认的理念是：刑罚是保障犯罪人的大宪章。同理，保障服刑人的权利，就成为我们推进法治国进程的题中应有之意。甚至，监狱对服刑人权利保障的状况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法治水准的标尺。

在这里，我们必须弄清楚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假释是服刑人的权利，而不是监狱对服刑人的奖励。长期以来，我们的观念中一直把假释作为监狱对表现好的服刑人奖励对待的。所以，即使服刑人的表现达到了假释的条件，我们也不会提起启动假释的程序。这就出现了许多服刑人按照法律规定可以假释的，而得不到假释的情况的大量发生。很显然，服刑人可以假释，而无法获得假释，这就使假释所体现的社会正义不能得到落实。换句话说，就是服刑人经过改造，有了悔改表现，剩余刑期本不需要在监狱继续度过，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使服刑人的权利得不到完全的实现，而不得不继续在监狱服刑。这使得法律为服刑人设定的权利无法满足。这种状况，对服刑人来说就是缺乏正义的表现。

当然，假释的意义是多方面的。

核心的意义是提高罪犯改造质量。监狱工作的全部目的在于改造罪犯，这是当代社会监狱工作的核心价值。这不仅是社会分工使然，也是监狱作为社会公共安全机关的唯一职能。监狱工作社会化，其基本的要求就是最大限度的使罪犯适应社会，成为守法公民。它的机制是：尽可能的让罪犯与社会接触（全情景接触、零距离接触、无障碍接触），尽可能减小与正常社会生活的隔膜，避免形成监狱人的人格。

基础的意义是提高监狱工作的效率。监狱工作职能的有限性是客观存在的，刑罚是不得已的恶，是暂时无法禁止的恶。正因为如此，应当使监禁最小化。再者，监狱作为一种管理和控制社会的资源，总是有限的。这就决定了监狱应当有限的资源用到最需要改造的罪犯上，通过提高效率和工作运行质量，将服刑人中的关键的少数改造好。

重要的意义在于实现监狱工作的经济性。监狱的运行是一项高成本的社会公共开支。在美国，一个罪犯每年的直接消耗是2.5万美元；在英国，为2.77万英镑；在西班牙，为1.38万欧元。即使在我国，一个罪犯一年的综合开支大约要1.5万元。可惜的是，社会各界对监狱的成本很少顾及，民众的普遍心理是在重刑主义的惯性下的几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情绪宣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