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结果犯，我国刑法理论界主要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结果犯是指以实际的犯罪结果的发生作为犯罪既遂标志的犯罪；另一种观点认为结果犯是以法定的犯罪结果发生为犯罪成立要件的犯罪。这两种含义在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通常是统一的。因为大陆法系刑法以处罚既遂为原则、以处罚未遂为例外，刑法分则以既遂为模式。刑法分则规定的构成要件不仅是成立犯罪的要件，还可以说是犯罪既遂的要件。当分则条文规定了犯罪结果时，该结果是犯罪构成要件之一，又是犯罪既遂的标志，所以关于结果犯的两种观点在他们那里并无差异。如日本刑法学者福田平、大冢仁认为：“结果犯，是指实施犯罪行为，必须发生一定的结果，始成立该犯罪。例如杀人，除有杀人的行为外，尚须发生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始成立杀人罪，否则仅成立杀人未遂罪。”结果犯中“结果”的含义结果犯中“结果”的含义决定了结果犯范围的大小。对此，刑法学界观点纷呈，莫衷一是。大致说来，主要有以下三种代表性的观点：

（1）危害社会的结果，是指危害社会的行为对我国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损害。

（2）危害结果是危害行为给刑法所保护的合法权益所造成的具体侵害事实。

（3）犯罪结果是指犯罪行为通过影响犯罪对象而对犯罪客体造成的法定现实损害及具体危险的事实。上述第一种观点认为，一切犯罪都能给刑法所保护的客体造成或可能造成一定的损害，换言之，一切犯罪行为都必定有犯罪结果。犯罪结果是每一个犯罪构成都必须具备的条件，缺少这个条件，犯罪就不能成立。按照此种观点，一切犯罪都是以犯罪结果为犯罪构成条件的犯罪，即一切犯罪都是结果犯。果真如此，把结果犯作为一种犯罪类型有何意义？可见，第一种观点对犯罪结果的定义过宽。此外，它只是笼统地说犯罪结果是犯罪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损害，这容易引起犯罪结果与社会危害性这两个概念的混淆，因为社会危害性即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侵害。但实际上，犯罪结果虽然可以决定行为社会危害性的有无或影响其大小，但并不等于社会危害性本身。前者是危害行为造成的具体事实，后者是行为的本质特征。可见，第一种观点不可取。第二种和第三种观点分歧的关键在于犯罪结果是否仅限于现实的损害。对这两种含义的取舍不同，导致危险犯与结果犯的关系也就不同。采第三种观点者，如台湾学者陈朴生认为，“惟结果犯所预定之结果，有属于实害者，有属于危险者，仍有侵害犯与危险犯之别。”我国也有学者认为，“危险犯不是行为犯，而与实害犯同是结果犯，因为危险犯也要求一定的结果，只是它要求的结果是某种危险状态，实害犯要求的结果则是实际的损害。”采第二种观点者，如我国学者姜伟认为，结果犯也称实害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