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定意义上讲，刑罚的轻重与社会效应的高低并非绝对的正比例关系。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严厉的刑罚会在很大的程度上抑制犯罪的发生，这比如在动荡不安或犯罪十分猖獗的时期。然而，一般讲，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治安状况较为稳定的时期，刑罚的严厉化就将不合时宜，在很大程度上就会起到不良的社会效应，不是抑制和减少犯罪的发生，而是相反。因此，从根本的、原始的意义上讲，刑罚的严厉与否并不直接决定它的社会效果的好坏，决定刑罚社会效果好坏的是刑罚的有效适用性，当这一刑罚适用后无论对刑罚的适用对象——犯罪人还是社会上一般的人，都会起到一个良好的威慑和警戒作用，那怕这一刑罚是很轻微的。所以，在本质上，最严厉的刑罚并不是最重的刑罚，而是能产生最高的社会效应的刑罚。从形式上、表面上单纯的很严厉的刑罚，如果与它适用后良好的社会效应不相关联，从根本上说，这一刑罚是最糟糕、最残酷的刑罚，是应当废除和不予适用的刑罚。刑罚的严厉不在于它形式上的轻重，而在于它本质上社会效果的好坏，在适用后能产生最高社会效应的刑罚，从最大程度上威慑、惩戒和抑制了犯罪及其犯罪的发生，本质上便是“最严厉”的刑罚。所以可以说，惩罚的社会高效应，就是最严厉的刑罚。

强调最严厉的刑罚是其适用后能获得最可能高的社会效应，是从刑罚哲学的角度而言的，绝不是说刑罚越严厉越好。这里所讲最严厉的刑罚，是本质上最有效的刑罚，是能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刑罚目的、取得最高社会效应的刑罚。因此，刑罚方法的制定以及刑罚的具体适用，首先考虑的应当是其的社会效果，所产生的惩罚犯罪的社会效应，而不简单地考虑它的轻重，或者说单纯地、主观地认为刑罚越重，其社会效果就越好，就可以有效地打击和防止犯罪。那样的话，就大错而特错了，就会使刑罚的制定和适用走向一个极端——机械化、简单化、片面化，从而在社会上造成很可能的犯罪的恶性循环，抵销或达不到刑罚的目的。从社会的、历史的、全面的角度来看，犯罪及其刑罚是综合性、系统性、法律性、社会性很强的现象，任何简单甚至粗暴地予以对待的方法都是极端错误的。所以,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社会法治环境的系统建立与社会整体稳定性的有效控制,就当是有益的偿试和有意义的实践。在我国逐步建立和健全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条件下,这一点就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