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羊城晚报》报道，10年前，广东东莞青年叶灿辉因参与团伙盗窃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叶灿辉在狱中立志重新做人，由于表现良好，三次获得减刑，并被假释提前出狱。去年，仍处于假释期的叶灿辉在乘坐中巴时目睹歹徒抢劫，义愤填膺，奋然挺身与歹徒搏斗，不幸被歹徒连捅数刀，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对于叶灿辉的这一见义勇为的壮举，是否应当授予其烈士或英雄称号，引起了社会广泛的争议。多数人认为，英雄不问出身，关键看他是否在危急时刻作出了见义勇为的行为。叶灿辉虽然是假释犯，但他在公民生命财产安全遭遇不法侵害时，挺身而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按照《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第三条第（五）项的规定为保卫或抢救人民生命、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壮烈牺牲的，应当被授予革命烈士的光荣称号。

笔者也十分敬佩叶灿辉为救他人英勇献身的壮举，如果因为叶灿辉曾经犯过罪，因为他现在还是个假释犯，就看不到叶的行为的闪光点，是不符合唯物主义用发展的眼光看人的要求的，也是极不公平的,更加不利于对其他犯罪人的改造。他虽然曾经犯过罪，但在关键时刻，他越过了妨碍他向公民甚至高尚的人过渡的所有障碍！在他犯罪的时候，法律已对他制裁；在他为制止恶行交上生命的答卷后，正义理应把勋章颁给他！他的这一壮举值得全社会颂扬，是全社会学习的榜样。宣传他的事迹对于激励大家勇于同犯罪作斗争，弘扬正气，必将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但叶灿辉能否被授予烈士称号呢？翻开《刑法》的相关规定，我们不得不处于一种无奈的尴尬之中。

尽管我们在道义上对叶灿辉的行为是完全肯定的，但我们还是不得不面对叶灿辉的特殊身份：叶灿辉在十年前被判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后来三次减刑并获得假释。按照刑法规定有期徒刑的假释考验期限，为没有执行完毕的刑期，而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期，则从假释之日起计算。由此可以判断出，叶不仅是假释犯，还在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的附加刑。

而《刑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了剥夺政治权利，包括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四项内容，没有规定剥夺获得荣誉称号的权利，但从剥夺政治权利中剥夺了公民最基本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推断，叶似乎不应当享有获得革命烈士这一崇高荣誉称号的权利。

再看《刑法》第四章第七节专门规定了关于假释的六条具体内容，分别规定了假释的适用条件、程序、考验期限、假释犯应遵守的规定、监督假释犯的机关、违反规定或者发现漏罪的处理等，其中明确规定假释犯在假释期间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按照监督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遵守监督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监督机关批准。

不知是否是立法者的疏漏，纵观假释这一节的刑法条款，只有对假释犯应遵守的法律义务的规定，没有涉及假释犯立功受奖的权利。但在《刑法》关于减刑一节的第七十八条中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有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的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刑。也许立法者在立法之初认为，假释犯到社会上不再惹是生非、重新犯罪就不错了，断然不会做出什么见义勇为的壮举，所以根本没必要规定假释犯有立功表现如何处理。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说刑法是被告人权利的大宪章，我国刑法许多的法条往往只规定对被告人如何惩处，没有规定被告人在面临刑事处罚时应当享有的权利。究其根源，反映了传统立法者思想深处对犯罪人正当权利的漠视，面对假释犯叶灿辉英勇献身的壮举，我们不得不面对无法可依的尴尬。

这些年来，司法界的有识之士指出我国的刑事司法中存在着重打击、轻保护的不良倾向，许多司法人员只注重刑法的惩罚功能，而忽视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呼吁确立平等保护所有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司法新理念。眼前的尴尬，追根溯源，让我们感到更新司法理念，立法机关首先必须树立重视保护犯罪人合法权益的立法新理念，否则更新司法理念也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