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被告最后陈述权：

在刑事审判的过程中，诉讼机制的正常运行离不开控方与辩方在力量对比上的相对均衡，在中国刑事诉讼机制转型的今天尤应如此。因为，力量相对平衡是形成对抗的前提所在。不过，为大家所达成共识的是，代表国家参与诉讼的检察官和被告人一方在参与诉讼的能力上存在着先天的严重不平等。有人就曾形象地将刑事诉讼描述成是检察官代表强大的国家向弱小的被告人发动的一场战争。控方掌握着国家强制力，可以实施各种强制措施，而被告人似乎仅是被强制的对象。因此，各国不得不在立法上纷纷采取方略以平衡控辩双方的诉讼地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略便是赋予被告人一系列特殊的程序保障或特权，以使其在参与能力和诉讼地位方面逐步接近或赶上他的检察官“对手”，使控辩双方能够形成对抗之势。被告人被赋予的特权可以分为两类——实体上的权利和程序上的权利，前者譬如对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原则的规定，后者譬如一些国家对被告人沉默权的规定。可以认为，被告人在庭审中被赋予最后陈述权也是这种特权在程序上的一个体现。这一点在与民事诉讼的对比中也可得到验证：民事诉讼中两造的天生平等注定了民事被告人不能享有特殊的最后陈述权。

二、最后一次陈述的意义：

为了保障被告人在面对国家机器时，能够尽可能实现对自己的辩护。

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最后陈述是唯一一次被告人可以随便说与本案相关的内容的机会。而且有机会感动法官，从轻判刑。

最后陈述的程序意义-------裁判的可接受性

所谓裁判的可接受性，就是指裁判必须具有的使公众能够对此裁判为基础而施加之制裁予以正当化的品质。

三、基本限制：

任何权利的行使皆应有一定的限制，刑事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权也不例外。本文认为，对最后陈述权的限制应当仅限于在内容上的限制，在陈述形式上不应有任何的限制。在司法实践中，许多法官会以陈述时间过长为由打断或者取消被告人的最后陈述，应当说这是对最后陈述权的一种侵犯。有一些被告人在做最后陈述时语气慷慨激昂，有时也会被法官以语气不对为由打断，这种做法也是侵犯了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权。对最后陈述权在陈述内容上的限制，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首先，被告人的最后陈述不能损害国家、他人以及社会公共的利益，这应当是一个最基本的底限。在司法实践中常见的一些情况，如有的被告人会在最后陈述中蔑视甚至辱骂法庭、公诉人、侦查人员，有的被告人会对被害人、其他被告人或者案外其他人进行人身攻击，这些行为都是侵犯了国家、社会或者他人的利益。对此法官应予制止，进行批驳、训诫，如果被告人不听，视其情节轻重程度，酌情做出加重处罚或对其另外追究责任的处理。在公开审理的案件中，被告人的最后陈述如果涉及到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也应当受到限制。

其次，被告人的最后陈述内容不得离题。所谓“不得离题”，即必须与本案有关。对“与本案有关”应作广义的理解，不能仅限于与认定本案事实有关，被告人关于悔罪的倾诉、对犯罪心理的讲述以及对本案所适用的法律的评判等等都应当认作“与本案有关”。在司法实践中，被告人的最后陈述被以“与本案无关”为借口打断的情况比比皆是，许多情况已经构成了对最后陈述权的侵犯。对于“与本案无关”的理由应当慎用，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是否与本案无关，往往要到陈述结束后才能作出判断而不是在一开始陈述就可以得到结论。”

最后，被告人在最后陈述中不得进行不当的重复。有的被告人出于心态紧张等因素会一时思维停滞或者混乱，可能会在最后陈述中重复自己在前面程序中已做的陈述，或者会固执地咬定并多次重复自己某一方面的见解，这种情况下法官可以予以适当的制止。但是，一些为了保持逻辑上的系统连贯或者陈述的其他需要而不可避免的重复应当是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