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刑法》第358条第3款规定，犯协助组织卖淫罪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该款规定的“情节严重”，是本罪的加重处罚情节，司法实践中，一般是指：

(1)招募、运送卖淫人员人数较多的；

(2)招募、运送的卖淫人员中未成年人、孕妇、患有严重性病的人数较多的；

(3)造成被组织卖淫者自残自杀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4)具有其他应当定为协助组织他人卖淫情节严重的情形。

一、卖淫场所中行为人承担什么刑事责任

通常情况下，组织卖淫犯罪过程中，涉及的人员较多、关系复杂，既有组织者、各类管理人员，也有一般的服务人员。他们之间有不同的职责分工，共同参与犯罪活动，应分别探讨他们的行为性质。

(一)卖淫场所的所有人或实际经营者

这部分人员通常并不直接参与卖淫场所的日常经营管理，而是通过雇佣、指使管理人员负责卖淫场所的日常经营运行。但这部分人员在整个组织卖淫过程中起组织、策划、指挥等作用，具有绝对的支配权和领导地位，在犯罪组织中地位高、作用大，属于“幕后黑手”或者“大人物”，应该对组织卖淫活动承担全部责任，应以组织卖淫罪的主犯论处。

(二)卖淫场所的股东

在一些规模较大、资金较为雄厚的卖淫场所，投资人(股东)通常是多人。其中，一些投资人既是股东，又直接参与卖淫场所的经营管理，将这部分人以组织卖淫罪论处并无争议。但还有部分股东，并没有参与卖淫场所的经营管理，对卖淫场所的经营状况并不清楚，只参与卖淫场所的利润分配。对这部分股东如何论处，笔者倾向于分情况具体判定。首先，股东主观上不明知，即并不知晓其投资的场所从事违法活动，如受其他股东欺骗后投资，或者投资之初合法经营，但在经营过程中实际经营人秘密从事组织卖淫活动，由于这部分股东在主观方面没有犯罪故意，根据责任主义法理，不构成犯罪。其次，主观上明知的，此时应认定为容留卖淫罪。理由在于，一方面，他们没有实施控制他人从事卖淫活动之行为，故不构成组织卖淫罪。另一方面，这部分股东的默示或容忍行为客观上属于为他人卖淫活动提供场所，主观上属于明知他人在卖淫场所从事卖淫活动，仍持有希望或者放任的心态，符合容留卖淫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三)卖淫场所的管理人员

这部分人员通常受卖淫场所经营者的雇佣，在卖淫场所中充当经理、领班、主管等角色，但是对他们的行为定性时应根据他们的具体职责分工而非身份进行判定。

1.负责账务管理、人事管理(如招聘、考核、管理服务人员)或者对外发布卖淫广告、招揽客人的人员。这部分人员一般应以协助组织卖淫罪论处。

理由在于：虽然这部分人员对卖淫场所的正常运行发挥重要作用，但他们并没有直接管理和支配卖淫人员，与组织卖淫罪中的“控制多人从事卖淫活动”存在本质上的不同，故不能以组织卖淫罪论处。他们所实施的行为从形式上看是日常生活或者业务行为中的惯常现象，属于刑法理论上的“中立的帮助行为”。中立的帮助行为是否应以帮助犯论处，在刑法理论上存在争议。

笔者认为，中立的帮助行为是否具有可罚性应从主客观一致的角度进行判断。首先，这种帮助行为在客观上促进和方便实行犯的犯罪行为。其次，从主观方面看，帮助者必须具有帮助的故意，即对实行犯和为实行行为提供帮助或协力具有认识。就这部分管理人员的帮助行为而言，在客观上助益于组织卖淫行为的实施，而帮助行为的实施者主观上也明确认识到组织卖淫行为的存在，并对其帮助行为促进组织卖淫的实施持积极的追求或者容忍态度，符合协助组织卖淫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2.受组织者、策划者安排或者指使，管理卖淫人员(如请假管理、奖罚、制定规章制度等)或安排、调度卖淫人员从事卖淫活动的人员。

尽管这部分人员也是受他人雇佣、领导和指使，在整个组织卖淫过程中，地位和作用相对于组织者、指挥者属于次要角色，但是，从这部分人员与卖淫人员的关系上看，他们仍然管理、支配、控制着卖淫活动，也就是与卖淫人员之间存在着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这些行为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帮助行为的界限，因此，他们的行为实质上属于控制他人从事卖淫活动，亦即分担了组织卖淫罪的实行行为，故应将这部分管理人员的管理行为认定为是组织卖淫罪。

(四)其他服务人员

如收银员、服务生、打手、保安等，他们在整个犯罪组织中地位较低，一般受上述管理人员的管理或者安排，且一般无具体的管理指挥对象，在整个犯罪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较小，行为属于辅助性质，按照《解答》之规定，应认定为是协助组织卖淫罪。但是，对卖淫场所中充当打手的行为不能一概而论。如果充当打手是指在组织者指挥下，为了避免他人干涉、抗拒公安机关检查、防止嫖客闹事、维护卖淫场所经营秩序而充当打手，则应以协助组织卖淫罪论处。如果打手的作用是在组织卖淫犯罪中强迫他人卖淫，且行为人不是组织者时，则构成强迫卖淫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