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修改受贿罪的合理依据

在刑法立法中，对受贿罪的起刑点进行明示数额的规定导致灵活性不足。现行刑法对受贿数额的规定是1997年通过《刑法》第383条明确规定的，且全国通用，长期不变，这很难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尽管法律的稳定性与严肃性应当通过法律规定予以体现，但我国幅员辽阔，区域经济发展十分不平衡，在全国范围内对数额犯执行一个标准，实际上违背了刑法的精神，反而失去了法律的严肃性与公平性。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以“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来替代原来的明确数额，并配之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数额”规定的司法解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再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结合“两高”的司法解释来确定相应的定罪处罚的数额标准。这样不仅使法律能适应并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更有利于法治社会的进步与稳定。

现行刑法除对犯罪数额规定过僵外，对犯罪情节因素的重视也不够。现行刑法第61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犯罪的情节虽不具有犯罪构成事实的意义，但却与违法性、有责性具有密切的联系，又能说明罪行的程度。在犯罪性质相同的犯罪中，犯罪情节不尽相同，犯罪的违法与责任程度也不一样。因此分清各犯罪行为的情节属哪个层次，对于正确量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然而，现行刑法却将受贿罪数额作为设定受贿罪法定刑幅度的最主要依据。笔者通过分析案例发现受贿10万元以上的案件，数额的多少无法与刑罚的轻重建立起有效联系。

因此，受贿罪的社会危害性除了直接体现在受贿的数额多少上，还具体体现在对国家利益的损害程度、社会影响的大小、受贿次数多上、滥用职权与否等犯罪情节、危害后果之中。《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以情节和数额来确定受贿罪的处罚标准，不仅增强了刑罚处罚的灵活性，全面反映具体各罪的社会危害性，更重要的是让有些数额达不到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但犯罪情节严重的“人民公仆”不想腐也不敢腐。

《刑法修正案九》将罚金刑增设到对受贿罪及行贿罪量刑的体系中，对于受贿者来说，增加罚金刑能够使犯罪情节较轻、受贿数额较少的犯罪人不至于太过逍遥。

而且，“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对于处在第二阶梯的犯罪人来说，通过罚金的使用给犯罪分子留下一部分财产，有利于犯罪分子回归社会后的再造，也有利于我国刑法为逐步向轻刑化过渡创造条件，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行贿者来说，增设罚金刑一方面可以给想贿赂而没有贿赂的人以思想上的警戒，使他们在权衡犯罪成本与犯罪收益后打消贿赂的念头。另一方面，还可以给已经贿赂了的犯罪分子以重创，剥夺其再犯罪的的资本，消除其犯罪的能力。以达到从源头遏制行贿行为的发生。

罚金作为犯罪的法律后果，必须与犯罪的危害程度以及犯罪人的人身危险程度相适应，而犯罪的危害程度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程度又是由所有的犯罪情节决定的。由此看来，《刑法修正案九》对受贿罪量刑的修改可谓是环环相扣。

二、《刑法修正案九》存在的不足之处

对于受贿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及行贿者来说，让其走上不归路的不是其天生而来的本性，而是在人民赋予其权力以后，越来越多的纷至沓来的权力与金钱的诱惑。因此，笔者认为，对于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妄想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获取既得利益的人来说，夺国家工作人员之“权力”，夺妄想之人之“资格”，才能让国家工作人员认清自己权力背后的责任，让妄想之人脚踏实地。

资格刑的优点是其他刑罚不可替代的。从我国刑法看，资格刑主要有惩罚功能、警戒功能和防卫功能。资格刑最大的优点之一，就是有助于确保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与社会团体等领导机构的信誉，国家工作人员作为人民的公仆，应该是受人民信赖的人。

所以，对于受贿罪而言，笔者认为除了对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应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外，对于处于受贿罪犯罪第一阶梯和第二阶梯上的犯罪分子也可以夺其政治权利。但基于剥夺第一阶梯与第二阶梯上的受贿罪犯罪分子所有政治权利有“刑罚过重”之嫌，所以为了达到实质均衡，要进一步细化资格性的内容。应当单独设立剥夺其担任公职的权利，规定其不得在担任国家工作人员或受聘从事公务。而对于行贿罪犯罪分子资格刑的剥夺，如果是单位行贿，可以通过限制其营业范围以达到对其进行某种活动资格的限制。如果是个人，可以剥夺其从业资格。笔者认为，通过剥夺他们的资格，即可以达到“保障权利”与“惩治犯罪”的均衡，又可以对贿赂犯罪起到预防作用。还能与国际公约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