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特权与豁免

为了保证外交代表、外交代表机关以及外交人员进行正常外交活动，各国根据相互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原则，按照国际惯例和有关协议相互给予驻在本国的外交代表、外交代表机关和外交人员一种特殊权利和优遇。这种特殊权利和优遇，在外交上统称外交特权和豁免。我国过去曾把外交特权和豁免统称为优遇，即优惠的待遇。也有的国家称为豁免权和优例，但无论哪种说法，就其内容来说无多大差别。

一、外交特权和豁免的由来

自古以来，各国对相互派遣临时性的使者，实际上都给予某中特殊权利和优惠待遇。我国古代就有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之说。在欧洲，从十三世纪起，即开始出现常驻使节，他们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受到特别的保护。当然，当时他们所享有的特权尚无成文的国际法为依据。到十七世纪后半期，互派常驻使节成为一种普遍的制度后，使节享有的特权和豁免逐渐形成为一种惯例。以后，随着国际交往日益频繁，有些国家对使节享有的特权与豁免订立了专门的协定，以条约的形式确定下来，从而成为国际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各国所公认。

虽然外交特权和豁免的基本原则，在各国外交实践中和各种国际法著作中普遍得到了承认和反映，但在具体论述和运用上，由于各国的社会制度不同，因而一直存在着分歧和斗争。

在资产阶级国际法学上，对外交特权的原理曾有过两种解说：一种称为治外法权说，即臆想外交使节驻在地是派遣国领土的延伸，外交使节虽身在驻在国境内，但在法律上推定仍在其本国。因此，外交使节和其驻在地免受驻在国法律的管辖。帝国主义国家就曾以治外法权为根据，对一些弱小国家和民族进行欺侮和干涉。例如，1899年义和团运动后，帝国主义列强强迫清朝政府在1901年订立辛丑条约，将北京的东交民巷划为使馆区，由外国使馆管理，常驻外国军队，中国人不准在使馆区内居住，中国军队未经外国使馆同意不得进入，形成国中之国。这是帝国主义欺侮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治外法权说受到了非议。

另一种是所谓代表性说，即认为外交使节是派遣国的化身，是本国国家元首在国外的体现，似乎外交使节享有的外交特权和豁免是自然具有的，而不是驻在国给予的。这种说法亦没有被广泛地接受。

除以上两种说法以外，目前在国际法学上占主导地位的并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的观点是职务需要说。这种观点在1961年联合国主持下通过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中得到了确认。该《公约》的序言称，确认此等特权和豁免之目的不在于给予个人以利益，而在于确保代表国家之使馆能有效执行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