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上认为，整个建筑物的所有人或管理人有对自身周边环境的安全义务，这一点与人们有共同维护社会善良风俗义务是相似的。此种观点认为，坠物致人损害应由建筑物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负责。这种观点显然采取了过错推定原则，即由行为人举证证明自己对受害事实没有过错，否则应承担民法上的不利后果。上述观点，实质上触及了法律价值的冲突问题。法律包含了安全、秩序和正义等价值。在高空坠物致人损害中存在着两方不同的价值取向，如果主张唯一的行为主体承担责任，那么就是倾向于正义价值，忽视了秩序价值与安全价值；如果主张凡是可能行为人都要承担责任，那么就是强调了安全价值与秩序价值，回避了正义价值。

面对价值冲突，要尽可能平衡责任来确定不同主体应当承担的责任，可以最大程度实现法的价值，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以明确此类民事案件的民事责任主体。由此，从维护公共秩序和公平（保护弱者）的角度，这种观点是可取的。如果要求受害人必须指出谁是具体的侵害人才能获得赔偿，无异于剥夺了其损害赔偿请求权，不利于实现法的价值的平衡。由此，对上述法条的理解应当理解为建筑物的所有人或管理人。作这样的理解，并不定仅仅为了民法救济的方便。实际上还可以有其它的理论支撑。建筑物作为整体而言，对所有者或管理者客观上形成了共同共有关系。民法规定，按份共有的财产，所有权人在内部按份承当责任，对外部承当连带责任；共同共有的财产，所有权人对内平等地承当义务，对外部承当连带责任。建筑物作为一个整体，在不能明确责任主体的时候，全部所有者或管理者作为共有人对外都是连带责任。

高空坠物的责任一般由坠落物品的所有者或者其管辖者所承担，对高空坠物所造成的人身财产伤害进行赔偿。如果不能找到坠落物品的所有者，则应该由该高层建筑的所有者负有连带责任。该高层建筑的所有者中，如果能够证明自身没有责任，则不负连带责任。

高空坠物伤了人由谁来赔偿？

高空坠物致人伤害甚至死亡，当属公共安全问题，要么是治安案件，要么是刑事案件，作为政府行使管理社会的职能机关之一公安机关有责任就此展开侦查。但在济南菜板案中，受害人死亡后，当地公安部门以不符合刑事立案标准而不予立案，显然是在逃避义务，就连公民自杀死亡如果存在疑点都要警发介入调查，何况这是活生生地被砸死！此种做法在社会上影响恶劣。当然在重庆烟灰缸案、深圳玻璃案，事故发生后，当地警方均介入调查。深圳警方采取了核查及现场勘查、询问疑犯、等取证措施，并做了侦查实验，但仍旧不能确定玻璃是从谁家扔出的。这是否表明公安机关已经没有责任了呢？否也。“在道路和行走中没有恐惧和危险，乃公共福利之所在。”政府管理社会，应保障公共安全，公民享有安宁生活的权利。连走在马路上都会受到人身危险，公民安全感何在？连待在家中（高层居户）都要被索赔，公民安全感何在？政府管理社会不是看经过，而要看结果，像高空坠物伤人，公安部门无法查明加害人时，政府则要买单！

《国家赔偿法》施行至今已有十三个年头，最高人民法院及国务院陆续颁布了与支配套的《解释》（规定）等司法解释。客观地讲，我国国家赔偿制度是在谨慎地发展。国家赔偿分为行政赔偿与刑事赔偿，现行法律体制详细地规定了赔偿机关、赔偿秩序、赔偿范围等。笔者认为可以在赔偿范围的八条中增加一条关于高空坠物伤人经公安机关侦查，仍法查明加害人的条款，由受害人向进行侦查的公安机关提起国赔偿，其赔偿秩序适用该法及其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四条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前款规定情形的发生；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发生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的，公安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