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案件的起诉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原告必须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2．被告必须是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定授权实施行政行为的组织，并必须指出谁是被告。如张某的营业执照被吊销，被告应是吊销其执照的工商管理局，而不是某位具体工作人员。

3．必须有明确的诉讼请求和确切的事实依据。

4．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行政诉讼法的价值理念

法律的价值取向涉及到法律的本质和功能。在人治时代，法律被作为一种工具，其价值取向是管理，是维护社会秩序；而在法治时代，法律的价值取向应该是维护公民的权利。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第1条开宗明义地指出：为了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查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可见，我们现行的行政诉讼法是想体现两方面的价值：保护公民权利，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这一规定无疑是有意义的，但问题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几千年人治传统的国家，行政机关的权力几乎无处不在，且还在不断的扩展和延伸，在这种情况下，还真的需要行政诉讼法中特别强调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吗？

即使需要，真的需要使其成为和保护公民权利相提并论的价值取向吗？德国行政法学家奥托迈耶曾指出，宪政国家是行政法的前提，由于我国宪政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行政法的产生首先不是作为西方意义上的控权法出现的，而是为维护行政管理和效率的机制存在的，这与我国当时计划经济制度是息息相关的。从行政主体与行政管理相对人之间的外部行政法律关系来看，利益判断的天平过分倾向于行政主体一方。

由于长期受官本位历史传统的影响，我国立法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行政立法带有明显的行政主义倾向，行政机关是20年来行政立法的最大受益者，他们不断运用立法扩张权力，将一些不正当的权力通过立法加以合法化，使公民权利与行政权力之间失去平衡，公民权利空间不断受到来自行政权的挤压，而现行行政诉讼法由于理念定位原因和立法技术的粗糙，对行政权的滥用在很大程度上无能为力。因此，对于行政权力行使的限制，应该成为相当一个时期行政立法价值判断的一个主导趋势。对行政权力的控制不仅有助于对行政相对方权利进行救济，而且也是实现人权保障的必经之路。所以，新的行政诉讼法应该更加强调对公民权利保障的价值取向，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作为行政诉讼立法的最高价值，其他任何价值都不能和它相提并论。

《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