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既未遂的标准，有众所周知的有“目的

说”、“结果说”、“构成要件齐备说”的争论，客观地说，刑法中有不少犯罪的设置是以法定结果发生为既遂标志的，例如，在犯罪样态中划分出的结果犯，就是

以法定结果的发生为既遂标志的。至于“目的说”，我认为，在我国主要是基于刑法第23条犯罪未遂规定的“未得逞”文义的反义词“得逞”是主观感受之意而来

的，即使对刑法中个罪的“法定目的犯”诠释中，也未见学者主张以“目的”实现为既遂的观点。“目的说”的观点在诠释中往往以“希望的物质性结果”或者“希

望的法定结果”来限制“目的”的内容，以避免将行为人个人“目的”实现与否来认定是否“得逞”有过于宽泛之嫌的缺陷。这样做的结果，“目的说”实际上成为

诠释“结果说”的另一个注脚而已，本身的价值已经体现不出来了。此外，“目的说”在论证过程中也有存在偷换概念之嫌，最为明显的是将行为人个体的主观感受

—是否如愿，作为判断的“得逞与否”依据，完全忘记了原设定的“目的”内容范围的限制。

在承认可以对犯罪样态做出“行为犯”、“结果犯”、“危险犯”等分类的前提下，“构成要件齐备说”是一个比较合理解决既未遂标准的理论。在共识运输毒品罪为(狭义)行为犯的前提下，学界目前对运输毒品罪在主张有既未遂的观点中，主要有三种不同认识，一是主张以“起运说”

为代表，即以行为人起运毒品即视为犯罪既遂;二是以“到达目的地说”为代表，即以毒品运输到达所指定的地点为既遂的标准;第三种则主张以狭义行为犯的“过

程”以“合理位移”为认定标准，所谓“合理位移”则要根据个案中运输工具的特点、运输距离的远近、运输毒品数量的多少来加以认定。此外，还有主张以

“人”、“物”是否分离分别具体采“起运说”或者“到达目的地说”，“人”与“物”分离运输的采“到达目的地说”，反之，采“起运说”为既遂标准。

按照“起运说”的认识，虽然看上去是在论证有既未遂的问题，但实质上是将该罪视为举动犯，在基本前提上已经否定了运输毒品罪有未遂的问题，所以该说本质上是

一种否定的认识。至于“到达目的地说”，在司法实务中难于用证据固定“何地”是“目的地”而缺乏可操作性。至于“合理位移说”虽然是意图在依据一定的“合理”因素来补充运输行为实行程度，但是，所谓的“合理”因素，事实上是不合理的。很明确地是，在认定是否构成运输毒品罪时，是否利用交通工具、毒品的品

种、数量，采取何种方式、方法运输、距离等等，都不是认定的依据。那么，能否将上述因素视为“合理位移”判断是否“合理”的依据?例如，能否因毒品的数量

少而认为未遂?能否因运输毒品的工具不够“现代化”而认为未遂?等等。这种门槛的限制，实际上等于取消了标准，显然是“不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