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类型受贿犯罪是腐蚀性极强的犯罪形态

两高《意见》明确了十种新类型受贿犯罪，笔者将之概括为十种形态：1．交易型。即《意见》第一条关于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问题。2．干股型。即《意见》第二条关于收受干股问题。3．合作型。即《意见》第三条关于以开办公司等合作投资名义收受贿赂问题。4．委托理财型。即《意见》第四条关于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收受贿赂问题。5．赌博型。即《意见》第五条关于以赌博形式收受贿赂的认定问题。6．挂名工资型。即《意见》第六条关于特定关系人挂名”领取薪酬问题。7．他人收受型。即《意见》第七条关于由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问题。8．实际占有型。即《意见》第八条关于收受贿赂物品未办理权属变更问题。9．上交退还型。即《意见》第九条关于收受财物后退还或者上交问题。10．期货、期权型。即《意见》第十条关于在职时为请托人谋利，离职后收受财物问题。

上述十种新类型受贿犯罪对国家公职人员腐蚀性极强，主要表现为：1．市场化特征明显。交易、合作、股份、委托理财、期货期权等都是市场常见的经济活动，现在都被引入到了行受贿的职务犯罪活动中来。2．社会恶俗味极浓。上述新类型受贿犯罪，很多是由社会上不良风气升级演化而成。如赌博型、挂名工资型受贿犯罪等。3．犯罪的隐蔽性强。正是由于其市场化特征明显，加之与人们常见的社会不良风气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这类犯罪往往不易为人所察觉，同时，由于以前法律规定不明确，更使人难以预防。

二、新类型受贿犯罪形成的深层原因

新类型受贿犯罪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政治、社会和法治原因。

（一）从政治层面看，是部分国家权力对市场资源过度集中控制的结果。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处在转型期，国家权力对社会市场资源的控制方式发生变化，这种控制总体讲是市场对资源起配置作用，但部分国家权力依然集中控制着大量市场社会资源。由于权力对资源的控制，使相当多的部门和国家工作人员手上有了权力寻租的本钱，权力挟带着私利渗透进市场，致使私利严重地侵害着公权。特别是一些权力部门在制定部门规章、制度时，常常挟带着自己的私利在运行，从而使得私利合法化，进而通过这些规章、制度，迫使相应的企业、个人来进行权力寻租，从而产生权钱交易。典型的如国家药监局改革初始的一套制度设计，最终沦为郑*萸等腐败官员用批件换钱的寻租工具。

（二）从社会层面看，是市场潜规则”日渐演化的结果。近年来，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化，一些市场潜规则”逐渐演变成新类型犯罪手段，且花样不断翻新，其变化主要表现：（1）市场方法被引入进了受贿作案的手段中来。入股、合作、投资等原本都是市场的方法，现在都成了受贿犯罪的手段。（2）受贿手段的期货化。一些腐败分子在职时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后，当时不收受贿赂，而是约定离职后再收受其约定的报酬，变现货”为期权”。（3）受贿方式的间接化。不少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后，往往授意请托人将财物”等贿赂交付自己的配偶、子女甚至情人等特定关系人收受，甚至是特定关系人以外的人收受，有的甚至和特定关系人以外的人通谋共同收受。

（三）从法治层面看，是受贿犯罪法制过疏的结果。我国法律对贿赂犯罪的规定主要是刑法，其对犯罪主体、职务行为以及贿赂物的范围之规定和发达国家以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比，皆有法制过疏的问题。比如，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贿赂”犯罪的标的形态泛指一切不正当好处”，财产”系指各种资产，不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动产还是不动产，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以及证明对这种资产的产权或者权益的法律文件或者文书。而对贿赂物的范围界定，我国法律是将其限定为有形的财物”，这不利于惩治新形势下腐败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