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案件的刑事证明标准是：

1、每个证据都要查证属实，并且符合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的要求。这是整个案件符合基本证据确凿的基础和前提。

2、证据之间能够互相印证，证据之间的矛盾能够合理排除。

3、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情节都有相应的证据证明。

4、只有被告人口供（包括共犯口供一致的）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的，不能批捕。

5、全案证据必须形成体系，能够完整地证实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和情节，实现整个案件“基本事实清楚”。

6、犯罪嫌疑人不供或翻供，只要其他基本证据确凿的，应依证据批捕。

审查批捕部门的干警在审查批捕案件中，要具有起诉意识，把审查的重点放在对证据的审查、分析、运用上。对是否符合逮捕条件用证据进行论证、分析，切实查清是否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是否有证据证明该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所为，注意把握好证据的证明力。

逮捕案件存在的具体的问题

（一）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逮捕缺乏监督制约机制。而我国则是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的自侦案件由检察机关自侦自捕，缺乏外部的监督程序。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自侦部还是沿用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一般是掌握一定线索后即讯问犯罪嫌疑人，再以嫌疑人供述的线索获取其他证据。这种侦查模式很难在短暂的拘留时间内获得符合逮捕条件的证据，通过逮捕来完成证据的收集成为侦查部门的实际需要。虽然在检察机关内部自侦部门与负责审查逮捕的侦查监督部门是分开的两个部门，但两者都属于同一个检察机关，相互之间必然存在配合关系，而且逮捕的最后的决定权由检察长作出，这就难免出现以捕代侦情况，使逮捕措施失去正当性。

（二）逮捕适用过于广泛，羁押比率过高。没有细化的客观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全凭办案人主观判断，造成适用上的混乱和泛滥。由于对不捕后可能发生的犯罪嫌疑人逃跑过于担心，加上对嫌疑人人身权利的漠视，办案人员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犯罪嫌疑人往往一捕了之，不论有无实际羁押的必要，导致一些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在审判前受到不必要的剥夺。

（三）取保候审与逮捕相脱节，诉讼保障手段不能很好地互相衔接。

（四）犯罪嫌疑人对逮捕羁押没有法定的抗辩权，使其审前的人身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大多数情况下，公安、司法机关不必有充分的理由就可以驳回申请，有的驳回的理由只是办案人主观的猜测，没有实际的根据。而对逮捕措施的滥用，嫌疑人没有任何救济的途径。嫌疑人对自己人身权利的保护完全是被动的。

虽然我国司法体系已经十分完善，但是由于社会变化日益更新，故而我国逮捕等法规范在具体落实的过程中，依旧存在着公安机关的职员不按照既定的规范行动，导致民事主体的权益受到侵害，故而在司法实际中，由于逮捕的因素提出得到国家赔偿的案件比较常见。

《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予以逮捕：

（一）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

（二）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

（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

（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

（五）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

批准或者决定逮捕，应当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犯罪的性质、情节，认罪认罚等情况，作为是否可能发生社会危险性的考虑因素。

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应当予以逮捕。

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