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利润增长曲线是一条陡峭的上扬线，而农民工工资增长曲线却是一条水平线。记者日前在珠三角采访时，发现不少企业农民工工资与企业利润绝缘，尽管许多企业十年来规模和效益大幅增加，但农民工普遍反映基本工资十年几乎没有涨。

专家指出，企业应该为农民工建立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使其工资收入与企业利润能够同步增长。

工资与企业发展不同步引发劳资矛盾

近几年来，珠三角经济迅猛发展，企业平均发展水平超过10%，有的企业经济效益连年翻番，增长速度超过100%。个别加工贸易企业更是从10年前手工作坊，发展为拥有工业园区、先进生产线的大型现代化企业。然而，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十分缓慢，有的一线工人工资还停留在10年前水平。

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的先端精密公司是一家日资企业，年产值约3亿元人民币，现有员工近600人。今年32岁的陈德林是先端精密的一名普通工人，2002年到先端精密工作时，每月工资700多元。陈德林说，该公司正处于高速发展期，公司业绩每年都成倍增长，但公司一直参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来确定员工基本工资，加薪的范围窄、幅度低。到2009年底，已工作7年的陈德林月基本工资每月只有1000元左右。

先端精密的一位老员工告诉记者：公司从一个铁皮房、两台设备，发展到现在1.5万平方米的厂房、80台高端进口设备。公司发展一年好过一年，每年都在赢利，可我们一线工人工资水平还和铁皮房的时候差不多。

工资低水平引发了工人强烈不满，劳资双方关系变得十分紧张。2009年11月，先端精密工会向企业方发出了集体协商的要约，就工资增长等问题开展谈判，最后双方商定2010年度一线员工工资增长10%，非一线员工工资增长8%。

和先端精密一样，深圳港资企业盐田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员工也是对工资十年不涨表示不满，曾于2007年4月向企业提出抗议。盐田国际工会负责人告诉记者，盐田国际10年的3条增长曲线令人印象深刻：港口吞吐量是一条上升曲线、企业利润量是一条上升曲线，而工人工资却是一条水平线。在企业工会的努力下，企业方最终同意提高工人工资。

记者了解到，因工资待遇引发矛盾的企业在珠三角十分普遍，但像先端精密、盐田国际这样在矛盾之后吸取教训、提高工资待遇的企业还是极少数。一些农民工反映，企业主视工人为机器，认为工人没有资格也不应该分享企业财富的增长。有的企业主公然说：办企业的资金是我出的，投资风险是我承担的，我赚多少钱，同你们没关系，凭什么同我分享?还有的企业主对工人说：别对我说你在企业贡献了多少年，你可以随时走人。我们关系仅限于，你干活，我支付工资。

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王**说，目前沿海地区加工企业大多是贴着最低工资标准给员工定底薪，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涨多少，工人的工资就涨多少。

工人待遇低权益保障难

不少工人告诉记者，由于工资水平低，他们的收入增长主要来自加班费，这部分占到总收入的一多半。为了多挣点钱，工人们纷纷要求加班，因此超时加班现象在这里大量存在。

深圳龙岗区一家电子厂员工杨元秀告诉记者，她所在的工作岗位经常加班，3年来她几乎从来没有休过假。

微薄的工资，让一些农民工回家探亲的愿望都难以实现。从黑龙江到深圳一家超市打工4年的邱宏德准备辞工走人，这4年来，他只回过一次老家。邱宏德说，他每月工资1400元，但从深圳到黑龙江的往返路费就要1600元左右。

对深圳农民工来说，在深圳买房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话题。他们只能长期住在拥挤的职工宿舍或者廉价的出租屋里。记者在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采访时看到，不少企业员工宿舍条件简陋，缺乏安全措施。

这里的工人介绍说，宿舍经常发生入室盗窃案，尤其是夏天，由于室内没有空调，农民工们整夜都敞开门睡觉，手机、钱包被盗的案件时常发生。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说，世界银行的普查报告显示，在中国维持基本生活水平的费用是每月1685元，这是计算了每个人每天的营养摄入量，两个人可以养活四口之家，每周工作40个小时可以得到的水平。按这个标准计算，珠三角农民工要每周平均工作66个小时，每个月加班120个小时才能拿到1685元工资。

怎样帮助农民工提高待遇?

为了帮助农民工提高待遇，广东省总工会近年来大力推进行业性区域性集体合同制度，不少企业都签订了集体合同。但这些合同涉及员工福利、休假、加班等细节，而在一些问题上还难以达成共识。

据介绍，到2010年底，广东省集体合同覆盖企业预计达到25万家，集体合同覆盖职工预计达到1500万人。其中签订工资专项集体合同的企业职工500多万人，而全省职工约2600万人。这表明绝大多数企业还不能通过集体协商实现工人工资增长。

记者调查发现，制约工人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有三：一是工人缺乏议价能力。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前来这里打工的劳动者供过于求。面对企业主的优势地位，工人力量分散，不具备工资议价的条件，同时也缺少维护自身权利的渠道。

宝安区一家五金厂工会主席告诉记者，企业员工同企业方面就工资问题开展谈判时，企业方面一口咬定公司年年亏损，没有能力提高工资。而实际情况是，公司生产逐年翻番，公司规模越来越大。由于企业方面不肯提供真实的财务报表和盈利情况，因此工人们谈判时十分被动。

二是工会干部能力有待提高。不少工会干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一些企业在集体协商中取得成果，靠的是一批热爱工会工作、综合素质强的工会干部。但从目前来看，像这样能够切实承担起维护职工权益责任的工会干部还不多。

有的企业工会干部不敢为员工说话，担心得罪企业主丢了饭碗;有的企业工会干部表现优秀，但被企业方面提拔进了行政班子，不能做工会干部了。

三是政府方面介入不够。广州开发区、萝岗区总工会主席曾繁强告诉记者，由于工会工作条件有局限，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政府部门的推动。成功的经验表明，凡是当地政府一把手重视的，当地工会工作就开展得好，工人权益就能得到维护。

深圳市律师协会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业务委员会主任段**认为，政府部门应积极维护劳动者权益，而不是等到企业侵害劳动者权益后才介入。有些企业达到了最低工资标准，没有违法，但员工提出涨工资的诉求，政府应该积极介入，监督企业是否给予职工应有的待遇。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指出，政府及行业协会要推动企业建立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在帮助工人提高工资待遇、提高工人议价能力方面发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