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视期间的认罪处理办法对检察机关而言，在指定的居所对犯罪嫌疑人执行监视居住是办理自侦案件过程中获取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最佳手段。它可以使检察机关有充裕的时间、足够的人力来突破案件，完善证据。另一方面，即使案件不成立，也无需对当事人进行国家赔偿。这样，检察机关就主动揽下了应由公安机关承担的职责。对公安机关而言，由于担负着治安和刑侦双重责任，警力资源十分紧张。公安机关对完全限制人身自由的刑事强制措施（拘留、逮捕）设有专门的机构（看守所、拘留所）和人员，但对并未完全限制人身自由的刑事强制措施（监视居住、取保候审）却没有设立专门的业务机构来履行执行之职。因此，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决定的监视居住，再根据检察机关的要求，委托检察机关自行执行，既为公安机关节省了警力和财力，又减轻了公安机关的负担和责任，公安机关自然没有异议。依照刑事诉讼法第57条第1款的规定：“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住处，无固定住处的，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指定的居所。”从该条文的逻辑关系上理解，对被监视居住的对象，应该在其住处执行，只是在其没有固定住处时，方可执行于执行机关指定的居所。但实际操作中往往不是这样，绝大多数被执行于指定居所的犯罪嫌疑人，他们在办案机关所在市、县均有生活的合法住处，而办案机关却指定一些宾馆、招待所作为其监视居住的场所。为了不使自己的做法与法律规定冲突太明显，有些办案机关将“指定的居所”安排在其他的县、市或在其上一级司法机关所在地。还有些办案机关要求犯罪嫌疑人自己写一份申请，表明其主动要求在侦查部门指定的地点讲清问题，是其本人不愿离开“指定的居所”的。再谈对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限制程度。对于在指定居所被执行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而言，不得离开指定的居所是必须遵守的，同时还必须遵守刑事诉讼法第57条的其他规定。除此之外，不应剥夺犯罪嫌疑人的其他权利。比如，六部一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4条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97条第2款规定，犯罪嫌疑人在监视居住期间，可以与共同居住的人和律师会面，而无需侦查机关批准。但目前大多数此类被监视居住的人，不仅不能会见原共同居住人及其聘请的律师，而且连最基本的休息权和对外正当的信息交流权都得不到保证。发生以上这些违规现象，是与决定并执行监视居住的办案机关的初衷分不开的。因为监视居住一般都是在侦查的初始阶段实施的，其目的就是为了控制犯罪嫌疑人，加强审讯的力度，获取口供，突破案件。然而，这种变相羁押的监视居住，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而且这种“羁押”还不能折抵刑期。另一方面，这种违规的监视居住又是滋生刑讯逼供的土壤。对于在监视期间犯人如果认罪的话，那么公安机构或者司法机关可以将其承认罪行的录音进行播放给法官听，或者要求犯人在法庭上再次认罪，然后再由法官来进行判刑，根据其所犯罪过进行量刑，以此来惩罚其所犯下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