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精神病人涉嫌犯罪的司法程序中存在一系列难题：诸如对被怀疑患有精神病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什么情况下应当进行鉴定？鉴定程序由谁启动？鉴定结论在诉讼中处于什么地位？法官对鉴定结论应该如何审查？这样一些程序问题目前在法学界存在很大争议，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诸多困惑和混乱，例如轰动一时的邱兴华杀人案中，就有很多学者和司法鉴定工作者呼吁对邱兴华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认为做不做鉴定关乎程序正义，但在存在诸多争议的情况下法院仍然没有给邱兴华做司法精神病鉴定。

一、国外有关司法精神病鉴定的立法考察

在美国，精神病或精神错乱是合法辩护一项重要理由，但是自1981年刺杀里根总统的凶手约翰·辛克利因精神病被宣告无罪之后，美国很多州都修改了法律，规定对精神病辩护从严掌握，要求以精神病为辩护理由的被告人，必须举证来证明犯罪时存在精神失常状态，有的州甚至要求承担被告一方提出无疑证据的责任。英美法系的刑事诉讼模式是当事人主义，因此案件的调查取证基本上完全由控辩双方来完成。按照这种诉讼模式以及英美法系的犯罪构成体系，辩方必须提出能够证明自己犯罪时精神失常的证据，法院才会考虑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能力的问题。加上英美法系的法律形式主要是判例法，有关司法精神病鉴定的标准主要是通过一些经典判例确定的，但自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也开始注重法典化，例如美国法学会于1962年完成了《模范刑法典》的制定工作。

德国和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有关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制度主要是通过成文法典来规定的，但现在也日益注重对判例的研究。由此可见，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有相互借鉴、相互融合的趋势，在司法精神病鉴定的问题上亦是如此，既重视立法完善又重视判例研究，两者相辅相成。例如日本正是通过司法判例逐渐确立了司法精神病鉴定中的生物学和心理学混合标准，并逐渐向心理学标准倾斜。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对国外有关司法精神病鉴定的立法和实践进行考察后，笔者对我国的司法精神病鉴定制度中有关鉴定程序的启动条件、启动主体和鉴定结论的应用等问题有了以下思考。

二、应当启动司法精神病鉴定程序的情形

究竟什么情况下应当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这是目前学术界和实务界都比较关注和争议较大的问题之一，可能有人认为重大案件诸如杀人案就应当做鉴定，或许甚至有人会觉得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对所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应该做司法精神病鉴定。笔者认为，在做不做司法精神病鉴定的问题上，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以下几个问题：

(一)无病推定原则

可能有人会觉得对每一个人都应当做司法精神病鉴定，这样有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但我们会发现实际情况是：现实中绝大多数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是精神正常的，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对每一个都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是不切实际的，不仅会浪费大量的司法资源，而且对绝大多数精神正常的人来说可能是一种不必要的折磨。其实早在1843年英格兰的《麦克·诺顿条例》中，就已经确立了无病推定原则，这一原则现在已经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有的国家甚至把它写入了刑法典中，例如澳大利亚。

无病推定原则特指在司法精神医学鉴定过程中，鉴定人对被鉴定人的精神状态首先应当推断为正常，且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或民事行为能力，除非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被鉴定人确实患有精神障碍并且因此而影响其主观上对自己行为的辨认或控制能力时，方可作出有病以及限制其相应法律能力的鉴定结论之一种司法精神医学鉴定思维模式。它是一种法律上的推定，也是一种基于生活经验的推定(实际上绝大多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精神正常的)，要推翻这种推定则必须有被告方的举证、司法精神医学鉴定人员的鉴定加上法官的审查和认定。根据无病推定原则，刑事司法中大多数情况下是不需要启动司法精神病鉴定程序的。

(二)应当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的情形

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主要是职权主义模式，法官拥有一定的调查取证的权力，公安机关和检察院都可以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时精神错乱的证据，法官在发现被告人犯罪时可能存在精神错乱的情况时，可以依职权要求对被告人做司法精神病鉴定。公安机关和检察院也可以委托鉴定机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但我国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规定在什么情况下应当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