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劳动关系市场化进程的迅速加快，我国已经进入劳动争议“多发期”。根据有关统计数据分析，现阶段我国劳动争议的整体发展态势呈现三个基本特点：

一是案件数量逐年增加。自1987年恢复劳动争议处理制度以来的17年间，全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立案审理的案件数量平均每年增长25%，2003年达到22.6万件。

二是案件内容日趋复杂。在各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处理的案件中，以调解方式结案的比例在下降，以裁决方式结案的比例在上升。2003年，全国以仲裁裁决方式结案的案件比例上升到43%，以仲裁调解方式结案的案件比例下降到30%，以其他方式结案的案件比例为27%，同时，当事人不服仲裁处理结果起诉到法院的案件也在持续增加。2003年全国各级法院立案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14万件，连续多年保持年增2万件的速度。

三是案件的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目前的劳动争议案件，集多重“敏感”于一身。敏感的争议事项(有关劳动报酬、保险福利和工伤处理等直接关乎劳动者生存权的三类劳动争议大约占全部案件的70%)、敏感的争议主体(大量的劳动争议案件涉及中高龄职工和流动就业人员等弱势群体)和敏感的社会环境(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改制改组工作力度越来越大，由此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件越来越多)，使得劳动争议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

在现阶段劳动争议案件的多发问题，是社会转轨时期的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综合考虑相关因素，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劳动争议快速增长的态势难有根本改变。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劳动争议处理制度担负的责任日益重大。健全劳动争议处理制度也因此显得更为迫切。

一、现行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正式恢复于1987年，其核心内容是“一调、二裁、两审”，即劳动争议发生之后，当事人可以申请企业内调解;当事人不愿在企业内调解或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不服裁决结果的，可以向法院起诉。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实行两审终审。十几年来，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对解决劳动争议、保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对应于劳动关系的变化，特别是劳动争议案件数量的增加和复杂程度的加剧，现行劳动争议处理体制暴露出来的问题已经非常明显。

1.适用范围偏窄

劳动争议处理制度是专门针对劳动争议案件特别设计的争议处理机制。但是，由于对“劳动争议”缺乏准确的认识和界定，导致适用范围偏窄。

首先体现在立法方面。作为规定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最主要法规文件，《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列举了四项适用范围。虽然其后的一系列立法和解释又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受案范围进行了扩延和调整。但从总体上仍然排除了两类案件的适用或者说给两类案件的适用留下了疑问。其一是基于与劳动关系“神似形不似”的准劳动关系发生的案件，诸如劳务派遣争议、劳动务关系争议和非法劳动争议等;其二是劳动关系存续过程中基于部分处分行为(如警告、记过等)和劳动关系调整行为(如下岗、内退等)引发的案件。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就业形式的多样化，加上政府对企业劳动关系统制的放松和企业改革的需要，区别于传统劳动关系的“非典型”劳动关系和企业个性管理手段开始流行，上述两类争议大量涌现。但由于法律规定不明确，很多类似劳动争议被劳动争议处理机构拒之门外。

即便被受理，当事人也过多纠缠于管辖权归属，迟迟不能进入实体程序。2001年高法公布了《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作为指导各级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主要司法文件，《解释》以另一种方式规定了法院对劳动争议案件的受理范围。相比于《条例》及其他相关的劳动保障立法，《解释》在部分方面扩大了劳动争议的适用范围，但在更多的方面进一步限制了劳动争议案件的受理范围，最明显的就是遗漏了履行集体合同争议。从司法实践看，出于各种考虑，各地法院对企业改制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政策性争议基本上都采取了消极态度。很显然，无论是《条例》还是《解释》，从法律文件上都没有穷尽劳动争议的受理范围。不仅如此，由于《条例》和《解释》各有自身的实际约束对象，劳动争议处理的两个主要程序——劳动仲裁和劳动诉讼，虽然在处理环节上前后承接，但却在受理范围上彼此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