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依法配备公务用枪的人员，丢失枪支不及时报告，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是丢失枪支不报罪的法律规定。如何认定本罪的罪过形式，长期以来在学界的认识并不统一，主要有三种观点：其一认为本罪的罪过形式是故意，因为行为人对丢失枪支的行为主观上是明知故意的。其二认为本罪的罪过形式是过失，理由是行为人对严重后果的发生是出于疏忽大意或者过于自信的心理态度。其三认为本罪的罪过形式既可以是过失，也可能是间接故意，理由是行为人对严重后果的发生不仅可以出于过失的心理态度，而且可以出于放任的心理态度。

其中，第一种观点将丢失枪支不及时报告的行为作为判断犯罪主观心理态度的根据，而丢失枪支不报告罪是结果犯，行为是故意的不意味着对结果的心理态度也是故意的。第三种观点认为本罪主观方面既可以是过失也可以是间接故意并不妥当。因为过失犯罪的成立以法律有明文规定为限，如果在认为本罪是故意犯罪的情况下又成立过失犯罪，将违反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此外，对于本条犯罪，刑法只规定了一个法定刑，如果认为本罪既可以是故意犯罪又可以是过失犯罪，却适用相同的法定刑，也违反了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因此，第二种观点即认为本罪的罪过形式是过失成为学界通行的观点。但是，笔者认为这一主流观点在理论上却值得商榷。

首先，认定本罪的罪过形式是过失与实际情况不符。行为人丢失枪支后，对于枪支流失于社会对公共安全的潜在危险，理智正常的人都能够预见，因此不存在疏忽大意成立的余地。如果已经预见发生严重后果的可能性，却因为怕受到处分而不及时报告，对危害后果的发生怀着侥幸的心理以致严重后果发生，只能认定行为人为是“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即间接故意)，而不能认定为“轻信能够避免”。其次，本罪存在间接故意成立的可能，即行为人丢失枪支后不及时报告，对严重后果的发生听之任之。第三，不能排除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是基于直接故意的心理态度。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在法律上的地位是相同的，既然间接故意可以构成，直接故意当然也可以构成;而且，不排除在某些情况下，行为人出于其他的目的(例如报复社会)而对严重后果的发生持希望的态度。因此，笔者认为，本罪主观方面是不可能基于过失的心理态度的，只能认定本罪为故意犯罪，其理由如下：

1.不违反认定罪过的基本规则。要认识这一点，可以借鉴有学者提出的客观超过要素的概念，即认为在故意犯罪的客观要件中，有些要素并不是故意的认识内容，而只是决定某一行为是否达到应受刑罚惩罚程度的社会危害性的客观要素。在犯罪的构成要件中，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并不是一一对应的，有些主观要素(如犯罪的目的)不需要存在与之相对应的客观事实;同样，有些客观要素也可能不需要存在与之相对应的主观内容。具体到本罪的构成要件中，“严重后果”属于客观的超过要素，在主观方面并不需要对其有希望或者放任的意志因素，它只是决定丢失枪支不及时报告行为是否达到应受刑罚惩罚程度的一个客观要素。因此，将本罪认定为故意犯罪时，故意的意志因素并不指向作为客观的超过要素的“严重后果”。可见，将丢失枪支不报罪认定为故意犯罪并不违反刑法关于认定罪过的基本规则。

2.认定本罪的罪过形式是故意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原则。虽然本罪是故意犯罪，但本罪主观方面的意志因素并不是对作为客观的超过要素的“严重后果”的希望或者放任态度，而是对“枪支失控状态”的希望或者放任态度，因此，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大大降低。这样，虽然本罪是故意犯罪，但是配置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法定刑亦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

3.认定本罪的罪过形式是故意符合本罪认定的实际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很难想象对丢失枪支不及时报告的行为直接追究刑事责任。而当发生“严重后果”时，司法机关也很难考证行为人对“严重后果”的心理态度，因此，实际的情况是只要发生了“严重后果”，不管行为人的心理态度是希望、放任，还是轻信能够避免，都认定为丢失枪支不报罪。因此，将“严重后果”作为客观的超过要素，进而将本罪认定为故意犯罪，符合司法实践中认定本罪的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