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股权质押缺乏审批与登记统一监督管理的这一现象，建议国家相关职能部门做出规定，申请股权质押须经原公司审批部门审批，并由公司注册所在地工商管理部门全权行使股权质押的登记和监督管理职能。在质押权实现方面，商业银行在行使金融股权的质押权时，对参与拍卖或者变卖的组织和个人，监管部门应先作股东资格审查，以确保金融机构股东结构的合理性，保障质权得以顺利实现。

股东诉讼的完善制度

要进一步完善中国现行的股东直接诉讼制度，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扩充公司法第111条规定的股东直接诉讼诉因，而不仅局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形，可将大股东、董事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而侵害股东权益的情况纳入其内。同时，与股东代表诉讼中的规定相呼应，违反公司章程而侵害他人权益时，权利人得提起诉讼。在立法体例上，可以借鉴美国公司法采取的立法体例，针对中国的具体情况，详细规定直接诉讼的诉因，并以一定原则为指导，实现灵活性与操作规范性的结合。对证券法及其他配套司法解释中过于原则性的规定要进行相应的完善。

（二）对受侵害股东的救济形式方面，可将赔偿损失这一责任条款明确纳入公司法第111条中，从而使赔偿损失和停止侵权行为并列成为股东权益受侵害时的救济方式，同时在立法结构上实现了对其他处的赔偿条款如证券法第42条、第207条等的统率作用。对于实施欺诈行为而侵害股东权益的董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为更好地维持市场交易秩序，笔者认为可借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实行惩罚性赔偿制度。它通过让侵权人对受害股东承担超过由其侵权行为所得收益的额外负担，从而对其过错予以强烈否定，以使侵权行为的发生控制在市场经济社会普遍可接受的水平。

另外，在股东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侵权行为已形成而将股东会、董事会列为侵权被告显属不当时，可以将公司列为被告，进而解决程序上诉讼主体不明确的情况。

（三）中国公司法中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没有规定与股份有限公司相同的诉权，这反映了公司法设立之初的时代痕迹。时至今日，再作这种划分既无现实意义，也与国际做法不相合。应给予有限责任公司同样的诉权，已成为当前众多有限公司中权益受侵股东的呼声，也将是中国加入WTO后实现自己承诺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