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方允诺的效力依据是，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基于单方的意思表示成立。只要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并且主体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的，单方允诺是有效的。根据2021年实施的《民法典》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基于双方或者多方的意思表示一致成立，也可以基于单方的意思表示成立。法人、非法人组织依照法律或者章程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作出决议的，该决议行为成立。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

契约范式下单方允诺的效力依据

废契约说而承认单方允诺为独立的债因，不仅是要满足于法律行为多样化的需求，更为重要的是，它在契约模式之外，为意定之债提供了另一种产生模式。一方面是因为通过对单方允诺构成要件的提炼和抽象化，可以涵盖悬赏广告、奖一罚十的承诺等已经出现的具体类型，而且足以应对市场经济催生的新的表现形态；另一方面是因为单方允诺之债和契约之债都以给付为内容，不同性质、不同内容的给付义务既可通过契约而产生，同样也可能通过单方允诺产生，例如在金钱给付之外，单方允诺的给付义务也可以是无偿的家政服务、房屋的无偿居住等。欲通过法律行为承担单方给付义务，以实现其特定目的者，完全可以采用单方允诺方式。

当然，将单方允诺和合同并列为意定之债的发生根据，不是要否定债务关系的产生原则上以合同为必要，其目的只是强调单方允诺作为债因发生约束力有其自身的正当性，它不需要依靠契约范式求得妥适的解释。信守允诺之伦理义务不能泛化为民法上可强制执行的债，法律必须为那些能将道德义务转化为法律义务的单方允诺提供正当性理由，以使它们区别于单纯的具有伦理义务的允诺。单方允诺制度设计的现代出路，就是要挣脱合意主义的桎梏，解释为什么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法律必须使其发生债的效力或强制执行力。

首先，在允诺人向特定的受诺人作出时，应遵循契约原则，即债的产生原则上以合意为必要，因为表意人单方的意思不能对他人利益进行调整，除非这种调整为相对人接受。能被法律承认产生债之效力的，应该是通过公开的广告或启事对不特定的公众或者特定群体［84］作出的单方允诺。因为此时并无具体的相对人存在，允诺人未对任何具体的人的利益进行调整，他仅仅为自己单方地设定了给付义务；更为重要的是，其采用的形式足以让人相信允诺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对于郑重其事的交易行为，法律上采取不加干涉政策，以确保其确定性。［85］基于同一理由，这种允诺也只能依相同或等同方式予以撤回（如德国民法典第658条）。

其次，那些被承认产生债之效力的单方允诺，应包含使其效力正当化的原因，这是允诺人之所以为允诺的理由，亦即他允诺一项给付的原因，是他期待指定行为的完成或指定状态的实现。易言之，指定行为的完成或指定状态的实现，成为允诺人履行给付义务的“交换物”。由此，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此等允诺必须是针对特定行为的完成或指定状态的实现，相应地，允诺人之债务乃以指定行为的完成或指定状态的实现为停止条件，在指定行为完成或指定状态实现前，尚无相对人存在，债务自未发生，［86］而允诺人在条件成就前亦可随时撤回其允诺，以重获自由。如此设计亦可说明单方允诺之债中并不存在他决的问题，因为债的发生只是意味着完成指定行为的人取得给付请求权，至于是否行使该请求权，则听凭其个人或法定代理人的意志而非允诺人的意志。

总之，在现代社会，尽管不同的法律体系对单方允诺约束力的正当性论证模式迥然相异，进而在为其设计一个强制执行的基础时或紧或松，但契约范式再也不能对单方允诺形成全面的覆盖，单方允诺自有其法律上强制执行的正当性理由。

《民法典》第一百三十四条民事法律行为可以基于双方或者多方的意思表示一致成立，也可以基于单方的意思表示成立。法人、非法人组织依照法律或者章程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作出决议的，该决议行为成立。第一百四十三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