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许多人认为，外资在中国并购的趋势正在发生着变化，比如最近的凯雷收购徐工的案例，外资开始着重收购中国的行业龙头企业。其实从战略投资者角度来说，一般投资者的主要目的就是获得大的市场份额，以寻求高额回报，所以，外国投资者来收购中国的行业龙头企业并不奇怪。但是凯雷收购徐工这个案子稍稍有点不同，凯雷是一个收购基金【注：国际私人股权投资基金(PrivateEqityFnd)最主要的投资方式就是收购，故有收购基金(ByotFnd)一说。收购基金选择的对象是成熟企业，意在获得目标企业的控制权】。该公司自己有一个规矩即5亿美元以下的生意一般不做，所以它在中国的投资项目针对的都是一些行业龙头的大型企业。

而中国公众和政府之所以对凯雷-徐工案非常关注，主要是因为中国政府的侧重点和凯雷等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的侧重点不同。私人股权投资基金只关注股东价值最大化，以寻求高额回报为目标。而中国政府关注更多的，则是外资收购能否最终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带来好处。中国政府希望外资带来的不仅仅是资金，还有先进的管理和技术等。这就需要在国家与投资者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国际大型基金进入中国并带来增值服务的时机还未到。因为大基金还在中国市场周围观望，在寻找哪个企业能够让他们投资，并且能够得到好的回报。其实这些基金旗下管理了很多投资组合，有的时候，中国企业可以利用这些投资组合进行战略合作，这能够给中国企业带来更大的价值。

外国投资者通常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战略投资者，还有一种是金融投资者(也称财务投资者)。战略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可以带来先进的管理和技术。而金融投资者一般投资期为5到8年，等公司升值后卖掉股权，拿到投资回报就撤走。这样的投资者究竟带来了多少先进的管理和技术，恐怕是需要确认和讨论的。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企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投资。比如在战后，大量资金涌入日本，资金进入的同时也为日本带来了技术。日本以这些技术为基础，通过努力，最终成为一个科技强国。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德国一向生产高质量的产品，但战后，它非常需要资金，所以当时很多外国资金进入德国，支持它的高科技研发。日本和德国是两个不同的模式，我们中国人可以借鉴它们的经验。现在中国企业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国外技术带到中国来建立起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发展高科技，把中国的技术水平进一步提高。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加深，有人建议中国政府应该对于外资并购提高门槛，或者对外资并购加大监管力度，对运作实行更多的监管，我同意这样的做法。最近新出台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实际上已经设置了相应的管理办法和门槛。政府严格监管外来投资及并购行为，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在世界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也有类似情况。因为每个国家的政府都会对本国在经济上或金融上设立发展目标，为了能达到这个目标，政府可能会引进外资，同时也会对外资设置一些管理政策。

但是有些人认为，目前中国政府新颁布的政策是对外国投资进行控制或限制。我个人认为，中国政府是希望通过外国投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增加中国企业的国际市场份额，并提高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中国政府不是对外资进行限制，而是要求外国投资者就并购活动向中国政府报告、申请、注册，并解释这样的投资能为中国企业带来什么样的附加值，如何帮助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提高竞争力。因此，中国外资政策调整的目的，不是关闭中国市场，而是要达到一个宽进严管的目的。

新的政策显然会对现状产生影响，对投资的审查力度会有所加强，但这是为了帮助中国达到经济发展的目标。我认为新出台的外商投资并购规定还比较粗放，存在一些灰色地带，如果外国投资者搞不清这些灰色地带，就很难作出相应的投资计划安排。

据相关统计数据，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2005年达到700多亿美元，这些直接投资只有10%来自纯的外资收购兼并，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大概有50%到80%是由外资并购拉动的。作为一个从事外资并购的专业公司，我们完全见证了外资并购中国的快速发展，就过去几年的业务量发展来看，我们每年的增长都是超过百分之百的，而我们操作的交易量也增长的非常快。然而，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大量的并购案并不是发生在大企业间的，不是那么引人瞩目的。据伦敦证券交易所的统计显示，在该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所做的并购业务中，80%是由中小企业完成的。德勤能够在今年上半年汤臣金融(ThomsonFinancial)发布的并购业务排行榜上排名亚洲第三，超过一些全球顶级投行，本身也是得益于专门关注中小企业并购市场。中国有如此多的中小企业，未来一定会发生大量的重组与整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外资并购业务发展很有潜力，问题的关键是发展速度到底会有多快。但无论如何，我对未来外资在中国的并购前景都非常乐观。